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上）
2000年11月24日 14:11 王利明/姚辉
司法公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对受到侵害的人民权利给予救济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最后一关。（注：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第18卷第2期。）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对我国司法机关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到管理体制、诉讼制度、监督制约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完善和改革，应该置于当前法制工作的首要位置。而这其中首要的突破，是法院的改革。
以下就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的改革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
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裁判不公。任建新同志在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即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法院工作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特别是少数经济、民事案件裁判不公”。而导致裁判不公的原因之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从现实情况看，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致使在民事、经济审判中地方保护主义发展、蔓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少数法官将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曲解为替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或者由于收受本地当事人请吃送礼等而未能做到严肃执法、秉公裁判；二是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出于维护本地区利益的考虑，干预民事、经济审判，要求法院照顾本地一方当事人，法院则难以抵制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注：参见李浩《论改进管辖制度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载《法学家》1996年第5期。）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从维护本地法律关系主体以及地方的特殊利益的目的出发，在执法活动中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横加干预。就某一案件的审理过程而言，从是否受理、由谁审理，到如何审理（比如公开还是不公开）、判决还是调解、判决后如何执行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遇到来自法院内外方方面面的指令。其结果，一方面是法院执法严重不公，比如对外地当事人起诉的案件不及时立案，对跨地区的涉及本地当事人的案件则争夺管辖权；随意地追加外地当事人为诉讼当事人并判令其承担责任；对外地司法机关的工作不予配合或予以刁难，对外地当事人胜诉的判决不予执行或消极抵制；等等。另一方面，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或谋取利益，任意曲解法律，歪曲或掩盖事实真相，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单纯维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导致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不敢在外地起诉和应诉，有时即使侥幸胜诉，也无法使案件判决结果得以执行，“赢了官司赔了钱”，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受到极大破坏；而争管辖现象愈演愈烈，亦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质疑。
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为了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和消极作用，必须造就新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与计划经济不同，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必须符合市场的统一性、自由性、公正性、竞争性和市场的可控性等条件（注：参见任建新主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04页。）。而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严禁人为设置壁垒和障碍，导致市场被人为肢解分割。要达到市场的公正性，首先要做到法制同一，即一切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中应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不容许有同一行为因行为者或行为地不同而服从于不同法律规则的情况存在。（注：参见任建新主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05页。）地方保护主义的发展蔓延，必然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并使审判权成为可与当事人进行交易的对象，长此以往，徇私枉法、滥用审判权现象将不可遏止。统一市场将被分割和垄断，（注：参见李铁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第19卷第2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不断蔓延升级的民事、经济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正日益严重地破坏法制的统一，亵渎法律的尊严，损害法院的形象，动摇着人民群众对共和国审判制度的信赖。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审判工作就无法真正负担起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的建立也会因此而延宕。（注：参见李铁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第19卷第2期。）
解决上述现象的根本措施之一，是保证司法公正，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一套合理有序的司法审判系统。为此首先需要从人民法院机构设置上建立一套保障司法公正的机构体系。我们认为，所谓机构设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级法院的设置；二是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
（一）法院的设置
目前，我国的法院除了各专门法院及军事法院的设置外，主要分为四级，即基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地方各级法院，实行的是块块领导，司法管辖区域从属于行政管辖区域。除最高人民法院是由中央设置并由中央财政拨付经费外，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分别由各级地方解决其人财物。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这仅是就其业务或职责而言的，至于法院的组织关系、人事管理、办案经费、物资装备等方面，则均由地方负责。虽然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但这种纯粹业务上的监督关系，在与人、财、物三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比如，在法院的人事管理方面，现行的法官管理体制延用的是地方主管、上级法院协管的传统干部制度。法官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部分，法官级别等同于行政级别。虽然法官的产生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法官的资格、待遇、职极、晋升、奖惩等方面，则是按国家行政干部进行管理，实行的是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即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等。这种体制对于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法院来讲，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个别基层领导从未学过法律或从事过司法工作，但为了获得诸如副县级、副地级、副省级之类行政级别上的安排，亦可经由上述体制进入法院，成为法院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由于法院一般干部本来就属政府人事部门管理，这便使地方行政长官实际握有法院干部的升迁选拔大权。
法院现行的经费管理体制则更是产生和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目前的经费管理体制中，法院本身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团体利益结成了相互依附的“锅与碗”关系。法院吃拿地方财政这碗饭，就难以摆脱自我保护的本能要求及其与地方的感情纠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保护主义，实质上也是自我保护主义。（注：参见《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纵横谈——全国法院系统第六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要改变这些状况，必须从人财物三方面真正实现法院的独立，进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在法院的人事管理体制上，自1995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法官考评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全国统一考试。这些作法，对于现行法官制度的改革，对于法院人事制度的科学化、法制化管理，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为今后的深化改革开辟了道路。我们建议，应当废除目前仅凭领导意志与好恶决定而后报人大任命的形式考核任命法官的作法，应当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设立与各级地方行政部门相分离的专门的法官考试与选拔中心，由其通过考试为各省市任命法官，而高级法官则一律由中央司法考试与选拔中心任命。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法院自身的垂直领导，首先从人事上脱离地方各级的束缚。取得法官资格，不管是初级法官还是高级法官，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通过考试和考核，把政治品德、法律知识、文化素质高，忠于人民、廉洁奉公、主持正义，必要时敢以身殉职的人选拔到机构中来。（注：刘海年《依法治国：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载《法学研究》第18卷第3期。）使法官资格的取得及晋升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不辱法官的光荣称号与使命。（注：《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纵横谈》，第394页。）其实，中国自古即有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尽管有许多弊病，但其进步意义在于，它能通过考试将社会上合格的人才吸收到政权中来。如果我们没有对司法队伍的资格考试，就难以避免一些庸才滥竽充数。（注：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从国外经验来看，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具有更多渊源的大陆法系各国，都设立了针对那些选择法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司法培训或司法考试制度。例如在日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类主要法律职业者的研修统一到隶属于最高法院的日本司法研修所中进行。任何一个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大学法科毕业生都必须参加淘汰率高达97%的国家司法考试，成功者作为“司法门徒”进入研修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司法研修；研修结束后还需要经过一次考试方能开始其各自的职业生涯。由于极其激烈的竞争和极高的淘汰率，从而更提高了法律职业的价值。（注：参见贺卫方《法律教育散论》，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在我国，通过统一考试而选拔法官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财力和物力方面，目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无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特点，将其与行政机关一样采用地方经费包干。由于法院经费没有从行政经费中独立，经费的项目和标准也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因而各地法院经费只能依赖地方财政提供，导致法院在财政上过多依赖地方。对此，我们的建议是要增强各地上缴中央的财税，由中央财政作为专项支出，对司法部门的经费实行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逐级专项下达，用于各地法院。如果实现法院经费的单列及统一预算，对诉讼费等实行统收统支，不再借手地方财政，必将使法院真正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斩断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及财政体制的全面独立上，可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所谓司法区域的独立，即改革现行的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体制，使司法管辖区域不与行政管辖区域重合。（注：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第470页。）考虑到法院的重新设置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有关方面应当设计一个较长的规划予以通盘考虑。作为过渡性安排，可先在几个大区设置若干个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这种机构类似于美国的巡回法院，在设计上可借鉴其作法）。这种机构的设置，首先可将许多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级提高，比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提高至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而二审审理的可提高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法院审理。其次则可提高诸如死刑复核程序的级别。而提高死刑复核程序的级别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从长远看，最好的办法还应是设立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
（二）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
法院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大体是：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构成院级行政领导层。案件的审理，由法院内部的各审判业务庭完成，庭长是主持审判业务庭工作的中层负责人。法院内部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是审判委员会，具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决定权。合议庭和独任庭则是人民法院具体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一审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制外，中级以上的各级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非简单的民事案件均适用合议制，即由三人以上单数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审判民事案件。应当说，这套机构设置的模式是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多数在于机构内部的运作上。
1.审判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目前的状况是，审判委员会权力过大，在一些地方法院，不仅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就是一些普通案件，也往往提到审委会去讨论，由此产生了如下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不一定都是民事、经济审判方面的专家，更不会都是这方面的业务主管，他们对民法理论及民事经济审判并不是都具有专门研究。针对所讨论的案件，仅仅只是靠听汇报或看材料就提出处理意见。民法学本身是博大精深且专业性极强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一个复杂的民事案件，动辄卷宗上千页，证据数十个，单靠短短数十分钟的汇报，何以窥得案件全貌。指望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如此匆匆浏览加讨论就对所有案件给出科学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岂非天方夜谭！
(2)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真正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只是凭听取有关人士的汇报，委员们根据汇报发表各自的意见，这就难以全面了解当事人双方各自的证据和理由。大量民事经济案件均由审委会决定，与公开审判的原则及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3)某些法官为偏袒一方当事人，往往把案件甩给审判委员会，并以带倾向性的汇报影响后者，使其作出对己有利的决定。这样，体现个人私利的判决，可能经由集体决议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有可能歪曲了审判责任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应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但我们认为，在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理上，应尽量限制提交案件的条件及数量，使审判委员会将工作重心放在总结审判经验上。而不应过多地处理民事、经济案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创建的初期，新的问题、新的纠纷类型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及时总结审判经验，从而有效地指导法院的审判活动。事实上，总结审判经验正是审判委员会法定的首要任务。当然，应当看到，在面对某些行政干预太多的案件时，将案件提到审判委员会去讨论，可以免去审判人员的麻烦和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是为法官树立了一道挡箭牌。但这也只能作为特殊的情况来考虑，总的来看，审判委员会还是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即使是对具体案件的指导，也一定要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另外，即使是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的重大疑难案件，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2.业务庭及业务庭负责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注册税务师执业基本准则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注册税务师执业基本准则的通知
国税发[2009]1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完善注册税务师执业规范体系，明确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的业务标准，保障涉税中介服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收专业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税务总局制定了《注册税务师涉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和《注册税务师涉税服务业务基本准则》，现予发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向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报告。
附件：1.注册税务师涉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
2.注册税务师涉税服务业务基本准则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1
注册税务师涉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税务师的执业行为，明确涉税鉴证业务标准，保障涉税鉴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4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执行涉税鉴证业务的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涉税鉴证，是指鉴证人接受委托，凭借自身的税收专业能力和信誉，通过执行规定的程序，依照税法和相关标准，对被鉴证人的涉税事项作出评价和证明的活动。
第四条 涉税鉴证业务包括纳税申报类鉴证、涉税审批类鉴证和其他涉税鉴证等三种类型。
第五条 涉税鉴证业务涉及以下当事人：
委托人，即委托税务师事务所对涉税事项进行鉴证的单位或个人。
鉴证人，即接受委托，执行涉税鉴证业务的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
被鉴证人，即与鉴证事项相关的单位或个人。被鉴证人可以是委托人，也可以是委托人有权指定的第三人。
使用人，即预期使用鉴证结果的单位或个人。
第六条 本准则使用下列术语：
鉴证事项，是指鉴证人所评价和证明的对象。
鉴证材料，是指在鉴证业务过程中涉及的各类信息载体。
鉴证结果，是指鉴证人执行鉴证项目的最终状态，包括出具鉴证报告或者终止涉税鉴证业务委托合同等其他情况。
第七条 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执行涉税鉴证业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 合法原则。鉴证人的执业过程和鉴证结果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 目的原则。鉴证人应当充分考虑鉴证结果的预期用途，合理规划和实施鉴证程序，保证鉴证结果符合约定的鉴证目的。
（三） 独立原则。鉴证人应当保持独立性，在被鉴证人和使用人之间保持中立，排除可能有损客观、公正鉴证的情形，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回避。
（四） 胜任原则。鉴证人应当审慎评价鉴证事项的业务要求和自身的专业能力，合理利用其他专家的工作，妥善处理超出自身专业能力的鉴证委托。
（五） 责任原则。鉴证人在执业中应当保持负责态度，实施鉴证程序，控制执业风险，承担执业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和约定履行保密义务。
第二章 涉税鉴证业务承接
第八条 税务师事务所承接涉税鉴证业务，应当对委托事项进行初步调查和了解，并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评估，决定是否接受涉税鉴证业务委托：
（一） 委托事项是否属于涉税鉴证业务；
（二） 本税务师事务所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实施能力；
（三） 本税务师事务所是否可以承担相应的风险；
（四） 本税务师事务所是否具备独立性；
（五） 其他相关因素。
第九条 税务师事务所决定接受涉税鉴证业务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
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盖章。
第十条 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约定：
（一） 鉴证事项；
（二） 鉴证报告的用途或使用范围；
（三） 鉴证期限；
（四） 鉴证业务报酬及支付方式；
（五） 委托人或被鉴证人对涉税鉴证业务的配合义务；
（六） 鉴证人利用其他专家工作的安排；
（七） 属于重新鉴证的，与前任鉴证人沟通的安排；
（八） 委托人、鉴证人或被鉴证人的证明责任；
（九） 鉴证有关的法律、经济风险承担和争议的处理；
（十） 其他应当约定的事项。
第十一条 税务师事务所在承接涉税鉴证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进行沟通，并对税务专业术语、鉴证业务范围等有关事项进行解释，避免双方对鉴证项目的业务性质、责任划分和风险承担的理解产生分歧。
第十二条 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生效后，税务师事务所应按照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的订立、变更、中止、履行和解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 涉税鉴证业务计划
第十四条 税务师事务所应当指派能够胜任受托涉税鉴证业务的注册税务师，作为项目负责人具体承办。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鉴证事项的复杂程度、风险状况和鉴证期限等情况，制定具体的涉税鉴证业务计划，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鉴证风险评估，包括被鉴证人的税务风险管理情况，税务机关及其他方面对被鉴证人的评价，以及可能存在税务风险的其他方面；
（二） 总体鉴证计划，包括鉴证事项的具体范围、鉴证目标、鉴证策略、组织分工和时间安排；
（三） 具体鉴证安排，包括拟执行的鉴证程序、时间步骤、鉴证方法和具体流程等。
第十六条 涉税鉴证业务计划确定后，项目负责人可以视情况变化对业务计划作相应的调整。
第四章 涉税鉴证业务实施
第十七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涉税鉴证业务，应当对可能影响涉税鉴证结果的所有重要方面予以关注，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 事实方面，包括环境事实、业务事实和其他事实；
（二） 会计方面，包括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户，以及交易、事项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等其他方面；
（三） 税收方面，包括会计数据信息采集、纳税调整、计税依据、适用税率、纳税申报表或涉税审批表格填写，以及其他方面。
第十八条 税务师事务所可以为执行涉税鉴证业务的注册税务师配备助理人员，从事辅助性工作。注册税务师应当指导和监督助理人员的工作，并对其工作成果负责。
第十九条 注册税务师在执行涉税鉴证业务过程中，对超出其业务能力的复杂、疑难或其他特殊技术问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请求本机构内部或外部相关领域的专家协助工作，或者向相关专家咨询。注册税务师应当以适当形式参与专家的工作，并对专家的工作成果负责。
第五章 涉税鉴证业务报告
第二十条 受托的涉税鉴证业务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编制涉税鉴证业务报告。
第二十一条 涉税鉴证业务报告完成内部复核程序后，由注册税务师签名和税务师事务所盖章后对外出具。
在正式出具涉税鉴证业务报告前，鉴证人可以在不影响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被鉴证人就拟出具的涉税鉴证业务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沟通。
第二十二条 涉税鉴证业务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标题；
（二） 编号；
（三） 收件人；
（四） 引言；
（五） 鉴证实施情况；
（六） 鉴证结果；
（七） 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的签章；
（八） 报告出具的日期；
（九） 附件。
第二十三条 涉税鉴证业务报告具有特定目的或服务于特定的使用人的，鉴证人应当在涉税鉴证业务报告中，注明该报告的特定目的或使用人，对报告的用途加以限定和说明。
第二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认为在实施涉税鉴证中，委托人提供的会计、税收等基础资料缺乏完整性和真实性，可能对鉴证项目的预期目的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在报告中作出适当说明。
第二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在涉税鉴证业务报告正式出具后，如果发现新的重大事项，足以影响已出具的鉴证报告结论的，应当及时报告税务师事务所，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六章 证 据
第二十六条 涉税鉴证业务委托人或被鉴证人，应当如实向鉴证人提供有关鉴证材料。
第二十七条 鉴证人应当取得支持鉴证结果所需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鉴证人对其鉴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不能替代或减轻涉税鉴证业务委托人或被鉴证人应当承担的会计责任、纳税申报责任以及其他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鉴证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涉税鉴证业务证据：
（一） 委托人配合提供的鉴证材料；
（二） 被鉴证人协助提供的鉴证材料；
（三） 鉴证人独立取得的鉴证材料。
第二十九条 鉴证人可以采取下列方法，获取涉税鉴证业务证据：
（一） 审阅书面材料；
（二） 检查和盘点（监盘）实物；
（三） 询问或函证事项；
（四） 观察活动或程序；
（五） 重新执行程序；
（六） 分析程序；
（七） 其他方法。
第三十条 鉴证人应当本着审慎态度，对不同来源的鉴证材料进行综合判断，确认支持鉴证结果的有效证据。
第三十一条 鉴证人在确认证据前，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鉴证材料是否具有涉税鉴证的证据资格：
（一） 证据相关性。指鉴证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实质性证明意义的关联。
（二） 证据合法性。指鉴证材料在取证主体、取证程序以及证据形式等方面都符合法律要求。
第三十二条 鉴证人在确认证据时，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鉴证材料是否具有涉税鉴证的证明能力。
（一） 证据真实性。指鉴证材料经适当方法查证属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二） 证据充分性。指获取鉴证材料整体的证明力，足以支持鉴证结果。
第三十三条 鉴证人应针对具体的涉税鉴证业务类型，确定判断确认证据和作出鉴证结论的标准：
（一） 税法标准。鉴证人从事纳税申报类和涉税审批类涉税鉴证业务，必须遵守税法的规定。鉴证人认为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之间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权部门作出的解释执行；没有解释的，可以向税务机关咨询。对面临税务机关处罚风险的鉴证项目，可以参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确认证据。
（二） 其他标准。鉴证人从事其他涉税鉴证业务，应当根据鉴证事项和目的确定标准。对行业内公认的业务标准或单位的内部制度作为标准的，鉴证人要将其作为证据进行采集。对司法活动中有关事项进行鉴证的，以及可能引起争议的鉴证项目，鉴证人应当充分考虑有关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
第三十四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涉税鉴证业务，应当编制涉税鉴证业务工作底稿，保证底稿记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和逻辑性，以实现下列目标：
（一） 通过对涉税鉴证业务过程的适当记录，列明判断过程及其依据，作为最终作出鉴证报告的基础性资料；
（二） 通过对涉税鉴证业务证据的有效收集与整理，显示支持鉴证结果的证据链条，证明其符合注册税务师执业准则；
（三） 通过对涉税鉴证业务情况的规范记载，表明涉税鉴证业务的规范化程度，为执业质量的比较提供基本依据。
第三十五条 涉税鉴证业务工作底稿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 鉴证项目名称；
（二） 被鉴证人名称；
（三） 鉴证项目所属时期；
（四） 索引；
（五） 鉴证过程和结果的记录；
（六） 证据目录；
（七） 底稿编制人签名和编制日期；
（八） 底稿复核人签名和复核日期。
第三十六条 涉税鉴证业务工作底稿可以采用纸质或者电子的形式，有视听资料、实物等证据的，可以同时采用其他形式。
第三十七条 涉税鉴证业务工作底稿可以在鉴证过程中，通过记录、复制、录音、录像、照相等方式随时形成，并由实施的注册税务师、助理等人员签名。
第三十八条 涉税鉴证业务工作底稿属于税务师事务所的业务档案，应当至少保存10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未经涉税鉴证业务委托人同意，税务师事务所不得向他人提供工作底稿，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 税务机关因税务检查需要进行查阅的；
（二） 注册税务师行业主管部门因检查执业质量需要进行查阅的；
（三）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需要进行查阅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执行涉税鉴证以外的鉴证业务，除另有规定外，比照本准则执行。
第四十一条 涉税鉴证具体业务准则，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准则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准则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2
注册税务师涉税服务业务基本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税务师的执业行为，明确涉税服务业务标准，维护涉税服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涉税服务业务的健康发展，根据《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4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执行涉税服务业务的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
第三条 涉税服务是税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税务师，向委托人或者委托人指向的第三人，提供涉税信息、智识和相关劳务等不具有证明性的活动。
第四条 涉税服务业务包括税务咨询类服务、申报准备类服务、涉税代理类服务和其他涉税服务等四种类型。
第五条 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提供涉税服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 合法原则。提供涉税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 合理原则。提供涉税服务应当符合税法立法目的，合乎事理常规。不得为纳税人筹划虚假交易或其他不当行为。
（三） 胜任原则。承接业务和执业中，应当审慎评价委托人的业务要求和自身的专业能力，合理利用其他专家的工作，妥善处理超出自身专业能力的业务委托。
（四） 责任原则。执业中应当保持负责态度，实施服务程序，控制执业风险，承担执业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和约定履行保密义务。
第二章 涉税服务业务承接
第六条 税务师事务所承接涉税服务业务，应当对委托事项进行初步调查和了解，并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评估，决定是否接受涉税服务业务委托：
（一） 委托事项是否属于涉税服务业务；
（二） 本税务师事务所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实施能力；
（三） 本税务师事务所是否可以承担相应的风险；
（四） 其他相关因素。
第七条 税务师事务所决定接受涉税服务业务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业务约定书。
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并经双方签字盖章。
第八条 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约定：
（一） 服务目的和服务内容；
（二） 服务结果的用途或涉及到的第三人；
（三） 涉及约定服务范围以外事项的处理；
（四） 服务的时间限制；
（五） 涉税服务业务报酬及支付方式；
（六） 委托人对涉税服务业务的配合义务；
（七） 受托人利用其他专家工作的安排；
（八） 涉税服务事项的法律、经济风险承担，争议的处理；
（九） 其他应当约定的事项。
第九条 税务师事务所在承接涉税服务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进行沟通，并对税务专业术语、服务业务范围等有关事项进行解释，避免双方对委托项目的服务性质、责任划分和风险承担的理解产生分歧。
第十条 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生效后，税务师事务所应按照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的订立、变更、中止、履行和解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 涉税服务业务计划
第十二条 税务师事务所应当指派胜任受托涉税服务业务的注册税务师，作为项目负责人具体承办。
委托人对服务项目有特殊要求，与税务师事务所事先约定承办注册税务师的，一般由该注册税务师作为项目负责人。
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服务项目的复杂程度、风险状况和时间限制等情况，制定相应的涉税服务业务计划。
业务简单、风险较小的服务项目，可以简化涉税服务业务计划的程序。
第十四条 涉税服务业务计划确定后，项目负责人可以视情况变化对业务计划作相应的调整。
第四章 涉税服务业务实施
第十五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涉税服务业务，应当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委托人的业务和经营情况，了解约定事项的会计、税收资料情况及主要特点。
第十六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税务咨询类服务，应当充分运用税务机关对社会公开的涉税信息资料和相关税收法规规定，结合委托项目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讲解、解答或策划方案。
第十七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申报准备类服务，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专业判断；对所提供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产生怀疑时，应要求其予以补正，并给予适当的提醒。
从事税务会计服务，应当符合会计法和税法关于会计账簿、凭证管理的规范以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涉税代理类服务，应当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遵循相应的行为规范。没有特别规范的，参照民事代理的原则执行。
注册税务师代理委托人，向税务机关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的，应当遵循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及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具体要求。
第十九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其他涉税服务，应当根据具体的项目类型，确定相应的执行依据。从事税务风险评估和管理服务的，可以参照税务机关有关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指引。
第五章 涉税服务业务报告
第二十条 税务师事务所开展涉税服务业务，可根据服务内容和约定确定是否出具书面的业务报告。
出具书面业务报告的，注册税务师应当在涉税服务业务完成时，编制涉税服务业务报告。
不出具书面业务报告的，应当采取口头或其他约定的形式交换意见，并做相应记录。
第二十一条 涉税服务业务报告完成内部复核程序后，由注册税务师签名和税务师事务所盖章后对外出具。
在正式出具涉税服务业务报告前，税务师事务所可以在不影响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就拟出具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沟通。
第二十二条 涉税服务业务报告具有特定目的或服务于特定的使用人的，注册税务师应当在涉税服务业务报告中，注明该报告的特定目的或使用人，对报告的用途加以限定和说明。
第二十三条 注册税务师在提供服务时，认为委托人提供的会计、税收等基础资料缺乏完整性和真实性，可能对服务项目的预期目的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在报告中作出适当说明。
第二十四条 注册税务师在涉税服务业务报告正式出具后，如果发现新的重大事项，对报告足以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及时报告税务师事务所，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六章 业务记录
第二十五条 注册税务师执行涉税服务业务，应当编制涉税服务业务工作底稿，保证底稿记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和逻辑性，以实现下列目标：
（一） 通过对涉税服务业务过程的适当记录，作为最终作出报告的基础性资料；
（二） 通过对涉税服务业务证据的有效收集与整理，证明其符合注册税务师执业准则；
（三） 通过对涉税服务业务情况的规范记载，为执业质量的比较提供基本依据。
第二十六条 涉税服务业务工作底稿可以采用纸质或者电子的形式。有视听资料、实物等证据的，可以同时采用其他形式。
第二十七条 涉税服务业务工作底稿可以在业务过程中，通过记录、复制、录音、录像、照相等方式随时形成，并由实施的人员签名。
第二十八条 涉税服务业务工作底稿属于税务师事务所的业务档案，应当至少保存10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未经涉税服务业务委托人同意，税务师事务所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工作底稿，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税务机关因税务检查需要进行查阅的；
（二）注册税务师行业主管部门因检查执业质量需要进行查阅的；
（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需要进行查阅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执行涉税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业务，除另有规定外，比照本准则执行。
未取得税务师事务所资质的机构及不具备注册税务师资格的人员，依法从事本准则规定的涉税服务业务，参照适用本准则。
第三十一条 涉税服务具体业务准则，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准则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准则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