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教财〔2008〕6号


省属各高校、中专校，厅直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国有资产，提高资产营运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和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根据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第36号令）等有关规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制定了《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维护资产安全和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有资产，提高资产营运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省属高校（以下简称“高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校国有资产是指由高等学校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高校的资产，高校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
第三条 高校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流动资产是指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材料和低值易耗品等。
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价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如：图书、家具等，也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具体品目由高校确定。
对外投资是指利用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向其他单位的投资。
无形资产是指各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商誉、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等。
其他资产是指不属于以上各类资产的其他各种资产。
第四条 高校资产管理的原则。高校资产管理活动，应当坚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推行实物费用定额制度，促进资产整合与共享共用，实现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紧密统一；应当坚持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应当坚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高校资产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根据规定的资产配置标准，合理配置资产，并将新增资产纳入预算，形成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效结合的工作机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实施产权管理；保障高校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推动高校资产的合理配置和节约、有效使用；对高校经营性资产实行有偿使用并实现保值增值。
第六条 高校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登记与产权纠纷处理、资产处置、资产收益、资产评估与清查、资产统计、监督管理与奖惩等。
第七条 高校法定代表人对本校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和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负责。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按照本规定开展管理工作。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八条 高校应设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办学规模小，资产数量较少的高校也可以在财务及相关部门配置专职资产管理人员，履行资产管理职责。
第九条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综合性的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应当配备相应数量的资产、财务、经济、工程技术等专业管理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以确保正常开展工作。高校各院、部、系等要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的资产管理工作。
第十条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财政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定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加强产权管理。统一办理高校产权变动事项，负责对外投资、产权界定及纠纷调处等产权管理工作；
（三）合理配置和管理国有资产，参与新增资产的方案论证、计划采购和验收，参加基建工程的竣工验收等工作，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网络，负责资产的账、物管理，按管理权限办理资产的盈亏、毁损和报废等各项报批手续；
（四）负责存量资产有效利用，促使资产合理流动，处置闲置资产，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五）负责本校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的监督管理，控制高校财务风险，核定和收缴经营性资产的收益；
（六）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国有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按时编报国有资产统计报表和国有资产使用情况报告。

第三章 资产配置
第十一条 高校国有资产配置，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的程序办理。高校购置符合固定资产管理标准的资产，按照下列程序报批：
（一）年度部门预算编制时，高校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审核资产存量，提出下一年度资产增量计划，包括拟购置资产的品目、数量、经费，纳入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报省教育厅审核。符合《江苏省省级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范围的仪器设备购置，按其规定执行。
（二）省教育厅根据高校资产存量状况和有关资产配置标准，审核、汇总高校资产增量计划，报省财政厅审批。
（三）部门预算经批准后，其中所列的增量资产购置计划，作为高校办理采购的依据。
第十二条 高校资产配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现有资产无法满足高校教育、教学需要；难以与其他部门共享、共用相关资产；难以通过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代替资产配置的。
第十三条 高校资产配置应当符合规定的标准。没有规定配置标准的，要从严控制，合理配置。
第十四条 高校要优化资产配置，做到物尽其用，切实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益。对闲置或使用效益不高的资产在校内进行调剂配置，并按规定办理转移手续；校内无法调剂的可对外转让。
第十五条 高校国有资产购置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符合《江苏省省级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范围的仪器设备购置，按其规定执行。资本性购置单价在10万元以上的财政拨款项目，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项目评审。
第十六条 高校无偿调入或接受捐赠形成的资产属国有资产，由高校依法占有使用，并按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价入账。

第四章 资产使用
第十七条 高校国有资产的使用包括单位自用和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方式。
第十八条 高校要做好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将资产管理的责任落实到有关部门和个人。
第十九条 高校要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使用有效性的评价机制，对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建立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本单位国有资产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第二十条 高校要加强对无形资产使用的管理。对各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商誉以及其它财产权利要制定相应的使用管理办法，防止无形资产流失。
第二十一条 高校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教育厅审核同意后，报省财政厅批准。高校创办的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企业，按照《国有企业财产监管条例》实施监管。
第二十二条 高校的土地使用权、事业拨款和维持事业正常运转、保证完成事业任务的房屋、设施、设备等各类资产不得用于对外投资，也不得出租、出借和提供担保。
第二十三条 高校对投入经营的资产应负保值增值的责任。对设立的经营实体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承包合同中必须加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容及相应的考核指标和监管措施；投入资产要实行专项管理，进行专项考核，并在高校财务报告中对投出资产的数量、价值、投出形式和回报等有关信息进行充分披露。

第五章 资产登记与产权纠纷处理
第二十四条 高校应按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对高校及控股企业或实体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办理产权登记、变更、注销等手续，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落实管理责任。　　
第二十五条 高校应当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登记和使用、保管制度，建立资产账目，及时、准确地记录国有资产的存量、增减、分布等情况。实物形态的资产应分类、编号；大型、贵重、精密的仪器设备除登记以外，还应按台（件）建立技术档案。对各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商誉以及其它财产权利，应明晰产权关系，及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定期对高校资产状况进行清查登记，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高校职工岗位变动时，应按规定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第二十六条 高校与其他国有单位之间发生国有资产产权纠纷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向省教育厅报告，并向省财政厅申请调解或者裁定，必要时报省政府处理。高校与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的，高校应当提出拟处理意见，经省教育厅审核、省财政厅批准后，与对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司法程序处理。

第六章 资产处置
第二十七条 高校国有资产处置，是指高校对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让或者注销产权的行为。处置方式包括出售、出让、转让、对外捐赠、报废、报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第二十八条 高校资产处置，应经过论证、评估、技术鉴定，并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处置。资产处置的批准文件是高校调整相关会计账目的凭证。
第二十九条 高校占有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车辆的处置，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以及单位账面价值(或批量价值)在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资产的处置，须经省教育厅审核确认后，报省财政厅批准核销；单位账面价值(或批量价值)在30万元以下资产的处置，报省教育厅批准核销，省教育厅汇总后定期向财政厅备案。
第三十条 高校处置资产的程序：使用部门提出申请，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审核鉴定后，提出资产处置申请报告，报高校负责人审批。对按规定须由省教育厅或财政厅审批的，应由高校向省教育厅提出书面报告。
第三十一条 高校国有资产出售、出让、转让和报废资产处置等，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经批准处置的资产需保证其安全完整，登记造册后，统一移交省产权交易所集中公开处置。

第七章 资产收益
第三十二条 高校代表国家对本校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享有收益权。
第三十三条 高校国有资产收益包括国有资产使用收益和国有资产处置收益。国有资产使用收益包括对外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经营承包上缴收益、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租金收入；国有资产处置收益包括资产出售、出让、转让收入、资产报废报损残值变价收入等。
第三十四条 高校要按照国家关于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加强国有资产收益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收益的流失。
第三十五条 高校国有资产使用收益应按照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和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章　资产评估与资产清查
　　第三十六条　高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关国有资产进行评估：
　　（一）整体或者部分改制为企业；
　　（二）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
　　（三）合并、分立、清算；
　　（四）资产拍卖、转让、置换；
　　（五）整体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
　　（六）确定涉讼资产价值；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评估的事项。
　　第三十七条　高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
　　（一）经批准高校整体或者部分资产无偿划转给其他国有单位的；
（二）高校所属事业单位或国有单位之间的合并、资产划转、置换和转让；
（三）发生其他不影响国有资产权益的特殊产权变动行为，报经省财政厅确认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的。
　　第三十八条　高校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高校应当如实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并对所提供的情况和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高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资产评估机构独立执业。
　　第三十九条　高校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核准和备案工作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高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清查：
（一）根据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者省教育厅实际工作需要，被纳入统一组织的资产清查范围的；
　　（二）进行重大改革或者整体、部分改制为企业的；
（三）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资产严重损失的；
（四）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或者国有资产出现重大流失的；
（五）会计政策发生重大更改，涉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
（六）上级部门认为应当进行资产清查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一条　高校资产清查具体工作应按照《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暂行办法〉的通知》（苏财绩［2007］5号）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执行。

第九章 资产报告
第四十二条 高校应对其所占有使用的资产状况，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报表格式及内容定期作出报告。高校的资产状况是上级主管部门配置高校资产和安排下年度财政预算的重要依据，是高校财务会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十三条 高校在报送报表时，应做到内容完整、数字准确，同时对国有资产的变动、使用和结存情况作出文字说明。
第四十四条 高校要按照本校国有资产动态管理的要求，及时将本校资产变动信息录入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单位资产的动态管理，及时掌握高校国有资产变动情况，为编制和审核部门预算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第十章 监督管理与奖惩
第四十五条 高校应规范国有资产的管理。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监督与审计监督，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单位资产监管体系。
第四十六条 高校内部各级管理部门、资产使用单位及工作人员，都有管好用好国有资产的义务和责任，依法维护其安全、完整。要建立健全高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责任制，将资产管理的责任落实到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
第四十七条 高校要建立资产管理奖惩制度，对资产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工作失责，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按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八条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未按其职责要求进行资产管理，对资产流失或浪费不反映、不报告，造成资产损失的；
（二）不如实进行产权登记、填报资产报表、隐瞒真实情况的；
（三）擅自提供担保的；
（四）擅自转让、处置资产和用于经营投资的；
（五）弄虚作假，以各种名目侵占资产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六）对用于经营投资的资产，不认真进行监督管理，不按规定缴纳资产收益的；
（七）对长期闲置、低效运转或超标准配置的资产，不按规定进行调剂的。
第四十九条 高校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造成资产大量流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省属中专校、省教育厅直属事业单位、以及民办高校占有和使用的国有资产，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民法学问题研究

　　　　　　　　　　　王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关键词: 见义勇为；紧急无因管理；行政协助；救助义务；多元化救济机制
　　内容提要: 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属于行政法上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人对被救助人不存在危难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要件中的核心。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危难救助义务存在的法理基础。通过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均不能得出将危难救助义务加诸社会一般成员的结论。对救助人在见义勇为行为中所受损害，应该根据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要求，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机制。


经常会听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例，[1]甚至“好心没好报”的案件，[2]这促使我们反思如何通过法律对道德进行有效的激励，以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法学者和伦理学者对见义勇为行为也投入了关注热情，见义勇为理论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们“持久的哲学兴趣”，[3]属于十分重要的道德和法律交叉的实例，据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情谊行为和民法调整范围的多变性以及对该问题进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法学者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讨论几乎涉及各个分支学科。本文主要从民法学角度探讨见义勇为行为的如下相关问题：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构成要件、法律性质、救助义务、见义勇为行为引发损害的类型化及其法律救济。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
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见义勇为是指“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4]这种文意解释的结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比词义本身更多的含义。
在全国性的法律文件中尚无对“见义勇为”的明确规定，[5]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概念界定则有不同的做法，具体方式包括“正面定义加种类列举”、“只有定义而无列举”、“附带兜底条款的列举”等立法模式。笔者认为立法论上比较全面妥当的是第一种定义方式，其能够妥当兼顾概括和具体列举、沟通抽象和具体。
笔者认为，民法学视野下的见义勇为行为，是指自然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或者抢险救灾的危难救助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包括多项构成要件：
第一，见义勇为的行为主体限于自然人。见义勇为行为本身属于事实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对行为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无要求，立法虽不宜提倡民事行为能力不完全的未成年人等实施见义勇为行为，但一旦发生则仍应给予肯定。
第二，行为人须不负担法定或者约定的危难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一方面，承担法定救助义务主体的救助行为不可能构成见义勇为，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9条的规定，人民警察有危难救助义务，该法第21条第1款前段又概括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174条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义务人违反这些法定救助义务，就可能构成民法上的不作为侵权。再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301条的规定，承运人对患病、分娩、遇险的乘客负有法定救助义务，承运人违反此义务可能构成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竞合。[6]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其他普通乘客对处于危难状态的乘客一般则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他们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另一方面，根据合同约定承担救助义务的自然人也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主体，比如根据委托合同等保护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私人保安等。
第三，见义勇为行为人须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而实施危难救助行为，这最能体现见义勇为行为无私利他之“义”的特征。如果行为人单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可能构成自助或者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不可能构成利他性的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者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使他人合法权益免受或者少受损害，受益人不能是自己。在民法无因管理理论上有一种非典型形态是允许管理人在为他人谋利益的同时，兼带为自己的利益实施管理或服务行为，如邻家着火、为避免殃及自身而积极救助的行为就只能属于无因管理，而不是见义勇为。
这种无私利他的特征还表现在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在法律上无权向被救助者主张酬金。有学者肯定救助者的酬金请求权，[7]我国古代先贤孔子也曾肯定“子路拯溺得牛”[8]的行为。虽然法律惩罚的常常也是道德谴责的，但道德提倡的则不一定都为法律所强制保护。被救助者基于感激给予救助者一定的酬金属于明知自己没有给付义务而为的给付行为，救助者不构成不当得利。拯溺得牛可能产生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但若立法强制规定见义勇为者的酬金给付请求权，则无因管理或者见义勇为就类似于有偿委托合同了，见义勇为行为便走入准契约（准合意）说或者拟制悬赏广告的圈子中。当前我国实定法上并不支持此种酬金请求权。笔者认为，报酬请求权问题实质上是对见义勇为是否有必要用法律强制规定来提倡道德利他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用法律强制来提倡见义勇为行为，并不妥当。在我国现行法下，见义勇为者的报酬请求权仍然属于法外空间，不受法律调整，不能获得法律支持。
好心也有可能办不成事甚至办成坏事，比如见义勇为者的危难救助行为没有使他人受益，甚至有可能在救助中不慎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此时救助效果的实现与否不是判断能否构成见义勇为的要件。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一个观点很值得借鉴：“一个人的意志所以好，并不是因为从他而来的后果是好的，也不是因为他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本来是好的，即因为他志向好。”[9]
第四，见义勇为还必须以发生紧急情况为前提，体现一定的危险性，这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情境性要求，这一点最能体现见义勇为行为“勇”的特征。有学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必须因实施危难救助行为而使自己承受一定的人身或财产危险；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被救助者处于危险中和救助者因见义勇为而使自己承受一定的危险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不顾个人安危的见义勇为固然可嘉，“见义巧为”更要提倡。因此，只应该要求被救助的人或物处于危险中，而不能苛求见义勇为者在行为时也必须承受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险。
另外，情景紧迫性、危险性的特点也是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的区别，危难救助之外的无私利他行为属于助人为乐，典型的就是帮工行为。当然，不得不承认“一定的危险性”本身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在这一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边界，需要有关机关遵循法定程序在个案中进行妥当确认。另外，应该注意的是，甘肃、山西、重庆等地方性法规在见义勇为人员认定上均规定需要“事迹突出”或“表现突出”等，[10]笔者认为这种程度性的要求并非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是相关行政机关在决定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时的考量因素。
一般来说，对符合前述四个构成要件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侵害制止型和抢险救灾型。其根本共同点就是见义勇为行为体现出的危难救助特点。地方性法规所列举见义勇为行为类型并不一致，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将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界定为唯一的见义勇为类型；[11]辽宁、宁夏、甘肃等地方性法规均将见义勇为行为的第一种类型限定于同治安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类别。[12]笔者认为侵害制止可以包括防止、制止民事侵权；制止治安违法犯罪；乃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刑事诉讼法》）第82条扭送侵害人至侦查机关等情形。另外，也应该将不存在侵害人的抢险救灾行为纳入见义勇为的概念中。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
从法律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见义勇为如果不涉及任何损害事实或者费用支出，法律对此可不必干涉，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其归于“法外空间”。至于危难救助之后被救者的感激酬谢行为等则完全属于伦理道德范畴，是纯粹的情谊行为。现实生活中，进入法律调整视野的见义勇为行为往往涉及损害承担、费用支出乃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社会保障等问题，属于法律事实，其法律性质的讨论就很显必要。
从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可以看出，见义勇为行为人出于情谊实施无私利他不计报酬的救助行为，且行为人无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不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常基于“怵惕恻隐之心”[13]或者说“同情怜悯之心”[14]实施危难救助行为，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构成情谊行为。
国内民法学说上讨论较多的是见义勇为行为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哪种类型？通说见解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15]而且基于其常有一定程度危险性等特征，见义勇为属于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16]体现了更高程度的道德觉悟。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在第175条规定了紧急管理制度，[17]见义勇为行为可以归人其中。比较法学说上也多有将见义勇为明确归到无因管理之类型中的主张。[18]对此，笔者从之。没有义务情况下管理他人事务即属于干涉他人事务的范畴，然而，基于社会连带主义法理，社会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助互爱是社会存在的必要道德之一，无因管理制度就是要调和“禁止干预他人事务”和“奖励人类互助精神”之间的矛盾，通过规定管理人和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来进行利益的平衡。无因管理具有“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和“为他人管理事务”等构成要件，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基本要件要求，属于事实行为中的无因管理。
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之间并无约定，即使被救助者发出请求救助等呼喊，除海难救助之外，一般也难以认定此时存在要约，即使真的出现要约和承诺的形式，如救助者乘人之危对被救者喊：“救你上岸，给我100万，可否？”对方答：“好。”此种呼喊请求也并不包含受合同拘束的意思或者合同的具体内容；同样，危难救助行为也不能被视为承诺或者反要约，不能构成合同行为。另外，见义勇为者具有维护他人利益的意思，但这只是无因管理中的管理意思而非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见义勇为的法律效果取决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见义勇为过程中不存在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见义勇为也不可能属于其他的表示行为。
见义勇为行为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互有交叉。在侵害制止型的见义勇为中，救助者为了保护被救助者的合法权益，可能会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28条的即构成正当防卫。在抢险救灾型的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的救助行为不得已造成被救助者之外的他人损害的，如果符合《刑法》第21条、《民法通则》第129条的也会构成紧急避险。
由此可见，民法视野中的见义勇为行为是紧急无因管理行为，特殊情形下的见义勇为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有交叉。见义勇为行为可以被上述概念全面涵盖，民法层面上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概念支持已经足够充分。
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公法属性，民法学者罕有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民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沟通不足。《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有危难救助义务，可见危难救助本属公权机关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范畴，并非其他公民的法律义务。[19]然而社会生活千变万化，国家警察又不能时时站在每个公民的背后保护其权益，危难情势下其他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就是对公权力救济不足的必要补充，此时救助者即代行承担了公权机关的法定救助职责。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见义勇为可以定性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20]即行政协助行为。[21]将见义勇为行为界定为行政协助也就提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承担法律上补偿义务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构建对见义勇为的救助者多元化救济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综上所述，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属于行政法上的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协助行为，当然依其原初属性更是社会自治范畴的（社会）互助行为。
三、危难情形下的救助义务
见义勇为行为中需要特别去做利益衡量的方面体现在：危难情形下一般社会主体是否具有危难救助义务、见义勇为行为人在救助行为过程中自身所受损害如何分担等。前者是见义勇为行为中最具有哲理性的主题，后者则是实务中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建立多元化救济体制的核心体现。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救助者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核心构成要件。然而，是否具有救助义务（duty to rescue），则是一个需要进行利益动态衡量的命题，对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实定法中的规定。这是判断救助义务是否存在时首先需要考量的因素。如《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9条、第21条第1款前段规定人民警察有危难救助义务，《海商法》第174条规定了船长的危难救助义务，《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对患病、分娩、遇险的乘客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前述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救助义务，警察不能基于自身避险的考虑而拒绝施救；船长救助义务则是有条件的，即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对人民警察和船长的救助义务，我国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其具体的实施条件。而就承运人的救助义务来说，是否包括治安违法案件在内的所有危险情形，承运人皆负有救助义务，此救助义务的限度有多大，承运人违反救助义务时是否皆须根据《合同法》第302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具体问题在《合同法》上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对此仍须进行细致的利益衡量，并不能无限制课加承运人防止治安违法案件的义务：不能要求承运人见义勇为制止违法行为，否则会对承运人要求过苛，也不利于保护车上其他乘客安全；违法案件发生后，对受到伤害的乘客，承运人则须履行及时救助义务。可见，承运人救助义务虽有法定，但其指向并不完全明确，尚需进行类型化的利益衡量，[22]而概念法学的形式主义思维无力解决此问题。
第二，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救助者对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被救助者在危难情形下有救助义务，[23]这是英美法学者总结判例法经验得出的结论，这种特殊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商人与顾客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护士与病人之间、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船长与乘客之间、危险赛事的组织者与观众之间等等。[24]当然这些因特殊关系而引发的救助义务，我国实定法上往往对其法定化，成为上面第一种类型的法定救助义务。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37条就规定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25]又如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28条第2款规定了：“教师在工作岗位上遇到涉及学生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学生人身安全。”[26]然而，在没有被法定化的特殊关系主体之间，从法理上来看，仍然应该认定他们之间存在救助义务。比如说相约外出钓鱼的朋友之间仅属情谊关系，[27]但若一人溺水，同来钓鱼的其他朋友对其具有救助义务。又如，邀请来自己的狩猎场围猎的主人与客人之间也实属情谊关系，[28]若客人受到伤害，主人也须承担救助义务。再如，驴友共约出游[29]实际上也仅属情谊行为，但若其中一人遇险，其他人应该尽适当的救助义务。
学说上常将救助义务等作为义务的来源概括为：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合同约定、职务或者业务上的要求、先行行为等。[30]笔者认为，实际上这些救助义务来源的法理基础为当事人之间特殊关系。而对特殊关系主体之间存在救助义务的原因，学说上鲜有论者，笔者认为其原因体现在：（1）特殊关系当事人彼此间的信赖，[31]比如相约外出钓鱼者彼此间有合理的信赖关系，根据社会一般观念，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合理信赖自己遇险时其他参与者会给自己适当的救助。（2）一方在与对方社会互动关系中开启了特殊的危险，危险的开启和维持者理应承担相应救助义务，比如邀请朋友前来围猎的先行行为即开启了特定危险，理当负责。（3）特殊关系中的当事人一方对产生的危险具有控制能力。[32]表现有二：一方面，最能预见、控制或者防范危险者，如请客到自己家晚宴的社交主人对自己住所中的风险最能控制；另一方面，最接近危险者，如驴友相约出游，对一方所受危险，其他驴友最接近，若其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则最不利于危险的消除。当然，结论也可从结伴出游的驴友之间存在信赖关系[33]角度得出。（4）利益和风险相一致原则，利之所存、弊必附焉，法谚亦曰：“享受好处者应承受相应的负担”，营业活动的经营者对伴随营业而生的风险须负担救助义务。
第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危难救助义务（即旁观者的危难救助义务），这是救助义务问题上引起讨论兴趣最大、分歧最多、争论最广的话题。争论围绕对无特殊关系的一般社会主体之间法律能否强加危难救助义务，这实际上是“道德法律化”[34]问题的最直接体现。笔者认为该问题首先应该区分道德的层次性，美国学者富勒就将道德分为愿望道德和义务道德，认为愿望道德是卓越的道德，是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义务道德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35]可以借用亚当·斯密形容正义和其他价值之间区分的一个比喻来形象地区别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前者“可以比作语法规则”，后者则“好比是批评家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准”。[36]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比如人皆应无害他人，这是正义的要求，违反此义务道德，可诉诸法律的强制矫正。愿望的道德是对人类最高的道德期望，比如说积极关爱他人，这是仁慈的体现，对此只能奖赏不能强制。圣经里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未实施危难救助的牧师和利未人只有道德义务（愿望道德），而无法律上的救助义务（义务道德）。[37]有特殊关系主体之间的救助义务就是这里讲的义务的道德，其有助于维持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救助义务则属于愿望的道德，其“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须的要求”，[38]其能够增进人类情谊、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帮助塑造更完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国。
能否强加一般社会成员危难救助义务还与人类的本性有关，休谟曾言：“所有各种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而且无论其中的某几种科学从表面看来距离人类本性有多遥远，它们也都仍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回到这种本性上来。”[39]人伦有远近，爱人之心也有一个差序格局的问题，[40]人们总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1]爱亲人胜于爱陌生人，具体地看，爱有差等。[42]法律可以要求特殊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负担危难救助义务，法律却不能强求陌生人承担此义务。科加法律义务须以具有期待可能性为前提，生活事实中的无私利他不能上升为一般的法律要求，我们没法一般地期待每个人都去爱与他没有特殊关系的陌生人。结合上段所述，法律可以强制无害陌生人之义务道德，对关爱陌生人之愿望道德法律却最多只能倡导、无法强制。正如有学者所说：“道德上救亡拯溺的责任，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相同的法律义务。父母在法律上或许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婴儿，却没有义务援救其他遭溺的人，即使援助工作对他没有任何危险。”[43]
当然，确有学说或者立法主张危难救助工作如果对救助人完全不产生或者几乎不产生任何危险或者不便时，应该使本属陌生人之救助人承担救助义务，比如仅仅是扔一根绳子给溺水者。[44]《德国刑法典》第323C条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提供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提供救助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大义务而不进行救助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45]这里规定的就是“拒不救助罪”（unterlassene Hilfeleistung）。有学者将此概括为陌生人（旁观者）救助义务发生的“情景论”。[46]简单地说，就是在利人不损己的情况要求一般社会成员承担危难救助义务，而前述“特殊关系说”实际上是在此基础上附加了当事人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要求。类似地，根据《美国佛蒙特州法》第519条a款和c款规定，施加救助给身处险境者的行为对救助者没有任何危险或者也不会干扰他人重要职责的情况下，拒绝施救者将会被最高罚款100美元。[47]
贝卡利亚曾经说过：“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48]上述背离人类自然感情乃至人类本性的救助义务立法的实效如何呢？德国司法实务中对“拒不救助罪”的适用条件做了更严格的限制，比如要求救助义务人空间上接近危难事件发生之地、要求救助行为的实施具有期待可能性、要求不作为犯罪行为人主观状态为故意等，[49]特别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实际上将救助义务的范围限制在特殊关系人之上。从法院判例来看，数量极少且也多将适用范围限缩在医生等特殊关系人之上。[50]美国佛蒙特等州相关规定的实效同样欠佳，佛蒙特州的该规定从1972年施行到2007年间，尚无任何相关民事或者刑事诉讼发生。全美国至2006年的前十年里，平均每年仅有1.6件因不救助引发的案件。[51]可见“制定容易而执行难”是此类立法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一般社会成员强加救助义务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确定主体范围、如何控制处罚范围、如何查明被处罚者的主观故意等一系列可操作性方面的技术难题。而且对一般社会成员强加救助义务也有违人类本性、不符合社会一般观念，其结果也必然会如有学者所言“违反大家感情和道德愿望的法律很难执行”。[52]基于此，有美国学者将此类规定成为“立法安慰”（legal placebo）或者“无用的法律”（a statute lost at sea）。[53]
可见法律的效力（纸面上的法律/law in paper）和法律的实效（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并不完全一致，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制度借鉴时必须细致考察该制度本身在其所处法域中的实效，这就是比较法的动态研究方法。对一般社会成员强加危难救助义务，不符合人类本性，背离了民法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定位，[54]如果不做目的性限缩解释，其制度实效必然丧失。有学者主张单纯移植欧美“纸面上的法”的观点，[55]并不足够充分且正当。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比较法分析时，不仅要借鉴成功的经验，也要吸取失败的教训。
第四，还常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多有对一般社会成员危难救助义务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出发，来加强自己相关论证的力量，[56]甚至认为应该以古鉴今，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或者规定社会一般成员的危难救助义务。比如唐律曾规定“道路行人不助捕罪人罪”：“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还规定“邻里被强盗不救助罪”：“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救助者，徒一年。盗窃者，各减二等。”[57]笔者认为此观点亦失之妥当，理由如下：（1）中国古代法制礼法合一，尤其在危难救助问题上礼刑不分，此种法律制度在古代的语境文化下尚属妥当，不顾语境地遽然使之“今用”，则不妥当。（2）道德的法律化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对性、地方性和历史性，“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每个民族在其历史中的既定时期都有一种（普遍）的道德”，[58]然而在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时，古代制度和现代制度不能简单等同，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解释。古代礼刑并用、出礼入刑的社会控制方法已经被抛弃，其具体制度也只能作为化石供展览回顾。在法律的古今比较中要特别注意对文化背景的比较，这就是比较法的文化比较方法。可见，不管是从语境论的还是从法律文化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古制皆不足资今用。
综上所述，危难救助义务的证成性因素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定说）和当事人之间特殊关系的存在（特殊关系说），在这些情况下负有救助义务之人实施的救助行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在危难救助义务一般化的分析过程中，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则皆无助于论证力的增强，特殊关系说仍不可突破，不具有特殊关系的社会一般成员之间才可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见义勇为行为中可能产生损害的类型化及多元化救济机制的建立
见义勇为行为中可能产生的损害需要进行类型化分析，以利于分别探讨相应的救济方式。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所遭受的损害更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机制，这也是由上文第二部分所述见义勇为行为本身的公私法双重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一）见义勇为行为中可能产生损害的类型化分析
见义勇为行为中可能存在的主体有：救助者、被救者、侵害人、第三人等。对损害进行类型化的标准就是承受损害的不同主体及损害发生的不同原因。
第一，见义勇为行为导致对侵害人或者第三人的损害。对此类损害应该分别适用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规定去解决：（1）救助者在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对侵害人造成损害，此时主要判断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是否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若存在，见义勇为行为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侵权行为，救助者应当分别根据《民法通则》第128条、《侵权责任法》第30条后段承担适当的损害赔偿责任，这里讲的“适当的”赔偿责任，并非全部赔偿，具体比例由法官根据个案衡量。原因是侵害人本身对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的过当行为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不应当获全赔。（2）救助者在见义勇为行为中导致对第三人的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29条、《侵权责任法》第31条的规定，属紧急避险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要根据损害发生的原因分别进行处理。①如果险情是人为原因引的，则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对该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②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则救助人作为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59]③救助人在紧急避险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救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这种情形和前两种情况并列并不冲突；④如果没有第三人侵害，救助人本身也无过错，被救助人作为受益人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这已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56条所确认。在（1）（2）两种类型下，救助人承担了损害赔偿责任后能否向被救助人求偿，我国法律尚无明文，笔者认为应该类推适用《民通意见》第157条的规定，被救助人作为受益人应该给救助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由此利益衡量方属妥当。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侵害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见义勇为行为分别属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性质决定了原则上对救助人应该免责，《侵权责任法》第30条和第31条皆处于第3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之中，作为体系解释的结论，救助人只要证明自己的救助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即可免责，侵害人或者第三人若主张救助人对自己的损害承担责任，则其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举证上段所述的救助人应该承担责任的相应事由。
第二，见义勇为行为导致对被救助人的损害。这其实就是救助人好心办坏事的情形，此时须详加分析被救助人对救助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对此，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法主要是在紧急无因管理中管理人责任部分加以规定，比如《德国民法典》第680条规定：“事务管理以避免可能对本人发生的急迫危险为目的的，事务管理人只须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任。”[60]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5条做了类似的规定。2000年9月13日台湾地区景文高中发生的玻璃娃娃案，骨骼松软易折的玻璃娃娃的同学抱其下楼到地下室上体育课，因天雨楼梯湿滑，该同学下楼时摔倒，导致玻璃娃娃受伤致死。[61]“高等法院”原审判决玻璃娃娃的同学未尽注意义务，应负侵权责任；后来改判该同学毋庸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学校仍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案当时在我国台湾地区引起轩然大波，当地几乎所有著名学者均不同形式地对此发表过评论意见。笔者认为该案中因下雨体育课地点改到地下室，玻璃娃娃的同学急忙抱其转往地下室，可以认定该行为构成情谊无因管理行为中的见义勇为，[62]该同学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须看其是否存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结合案情，该同学尽力而为，并无重大过失，不应对被救助者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63]可见，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人“好心帮助人不能成为免负损害赔偿责任之唯一理由，重点应该还是要放在有无违反注意义务之问题”。[64]基于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可以借鉴前述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以弥补我国相关问题上的法律漏洞，即除非救助者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害，否则不能要求救助者对被救助者承担赔偿责任。美国侵权法将救助人称为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s），其好撒玛利亚人法中值得借鉴的也就是对其造成被救助人损害时的责任减轻规定，比如《佛蒙特州法》第519条b款就规定救助人重大过失或者接受或预期接受报酬时方对救助行为对被救助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此规定也成为美国相关立法上的通行做法。[65]救助者在救助行为过程中因一般过失对被救者导致的损害则不负赔偿责任。[66]可见，在救助者对被救助者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或者说归责原则）上，两大法系做法一致。将救助者责任限制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之上的做法有助于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有利于激发一般社会成员人性中的善，此方为见义勇为行为立法中妥当的着力点，我国对该比较法成果应该加以借鉴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