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劳动合同的成立条件

刘刚


　　前几天处理一个案件。当事人介绍案情时，陈述说用工单位没有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我反复询问，他说曾经签订过一个保密协议，但是里面没有关于劳动合同的内容，即没有约定过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内容。基于此，我将加付一倍的工资作为仲裁请求之一列入申诉书。但是开庭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被诉单位举出一份证据，就是那份保密协议，是用日文书写的，只有一页，正面是关于劳动合同内容的约定，其中只有报酬一项做了一个“按照实际情况支付”的约定，合同没有期限。签订日期是4年以前，背面是有关保密协议的约定，签字落款就在这一面。
　　仲裁委认为这份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虽然庭审时的证人包括对方代理人都承认除这份协议之外，他们单位还每年都与员工签订劳动局监制的格式范本劳动合同，只有我的这名委托人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没有签订格式文本。看来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书面劳动合同”成立的问题亟待厘清。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出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条文规定的是“应当具备”，“应当”在法律条文中的意义就是“必须”，那么，按照此条文的规定，如果书面劳动合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款，那么就不能认为合同已经成立，因为法律对劳动合同的成立提出了特殊要求，也是硬性要求。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十二条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该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在本条中，就没有使用“应当”这个词语，而是使用了“一般包括以下条款”的表述方式，而且第二款还特别强调，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合同法中为什么如此规定，那是因为民事商事活动中，法律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凸显“意思自治”的地位，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认为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然而在《劳动合同法》中，却专门强调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八项内容。这显然是具有强制作用的，因为劳动合同法是社会性法律，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所以较之于合同法，地位特殊，其更着重于保护社会的良好秩序，而不偏重于保护合同主体的自由意思。当然，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忽视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平等自愿原则。该法第三条已经对此作出了规定。我们现在讨论劳动合同法的特殊性质，是要厘清在司法事件中一些违反立法本意的做法。如果只要有一个双方主体盖章签字的书面形式，就认定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免除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那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本意。试想，如果双方对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这些内容没有作出明确约定，这个书面劳动合同还有什么意义？还如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劳动合同法仅仅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约定不明进行了救济（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其他条款的约定不明在本法中没有救济性条文。这样，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不在书面劳动合同上作出书面约定，则只要听从相关法律规定的裁断，有法律规定的尚可得到救济，例如社会保险、职业危害防护等，那没有法律规定的如何处理？例如工作内容和地点、工作时间等，如果没有书面约定，会对司法造成很大的障碍。致使纠纷的处理越发艰难。
　　理论上，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经确定了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合同成立的前提就是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必备内容，否则当以合同内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必要条件而认定合同不能成立。合同不能成立的原因如果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合同文本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用人单位不但应当承担未订立书面合同应当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还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由此给劳动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认真把握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十七条的规定界定书面劳动合同是否成立，对于不具备该条规定的必须具备的合同条款之劳动合同，不应当认定为成立书面劳动合同，更不能免除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



刘刚（大连律师，liuganglawer@yahoo.cn;13050504182)





关于网络预防形式的过渡性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电话：010-65014161

一、前言
网络，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指由特定的行业或专业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系统，如销售网络、服务网络等。在网络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必定采取该网络所允许存在的形式积极推动、联系其余各方，以求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预防即事先防备的意思，通过网络的形式来对职务犯罪进行事先防备，必然要求网络内部各方有着明确具体和可实施、可评价的权利与责任。例如：检验销售网络的成功与否要看销售渠道是否畅通、物品的生产与流通是否符合价值规律，这其中产品的销售方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想方设法达到预期的销售目的；检验服务网络的成功与否要看服务是否方便快捷、服务质量是否达到客观要求，服务的提供方为了确保服务业务的生命力，也必然使劲浑身解数以求接受方的满意。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借用网络的形式，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目前，全国各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正以各种网络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但是，毫不避讳地说，由于网络预防形式只是在法律对预防工作无明确授权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具有行政权利突出、法律权利弱化等过渡性特点，因此，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网络的形式必将被法律授权的专业组织形式所取代，该专业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法律授予的权利组织监督社会各单位进行职务犯罪预防，这将是网络预防形式的高级形态。
二、网络预防产生的背景与现状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下，一手抓打击职务犯罪，一手抓预防职务犯罪，这已是达成社会共识的当然之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确立了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在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弥补法律无明确授权的制度缺陷，“网络”以一种组织形式，发挥各级组织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积极发挥着预防职务犯罪的媒介作用，通过网络共同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应是建立网络预防形式的初衷。
由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属于新生事物，他直接源于“仍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仍然繁重的反腐败斗争任务”。几年来，预防网络这种形式通过艰难的摸索，在党委的领导下、纪委的组织协调下以及各网络成员的积极参与下，采取法制教育宣传、预防调研、个案预防、重点工程预防等方式已经将职务犯罪预防意识在社会普及，并在一定范围内收到了一定的预防实际效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各界预防职务犯罪意识普遍提高。社会各界的职务犯罪预防意识从无到有，可以说网络预防这种形式功不可没。通过网络工作，各网络成员单位积极联系本单位干部职工，采取多种形式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网络预防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网络预防，各网络成员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网络预防还促进了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工作，有力地震慑了腐败分子，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3、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网络这种形式，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内涵。同时，通过各网络成员的艰难摸索，发现问题，研究对策，有力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网络预防形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网络预防形式的产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预防职务犯罪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同时，网络预防形式的自身性质和特点又具有过渡性，使得网络预防工作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显得后劲不足，缺乏有效的持续支持。
（一）法律依据的欠缺与松散型的组织结构导致工作的主观性强，稳定性差，工作效率低
目前，职务犯罪预防缺乏相关的统一的法律依据，基本是依据党的政策来进行。党的政策只是一个宏观的战略性指导，各部门具体的权利与责任、实施步骤等都不明确，实践中各地和各单位的认识差别也很大。这样，虽然网络的组织结构已经搭建，但进一步的深入工作却因不同地域、不同人员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难以稳定有效地进行。一般来说，网络预防形式的组织结构属于松散型，由各单位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兼任，基本贯彻“党委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职”的原则。而实践中各单位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日常工作非常多，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各种硬性考核的工作任务也要完成，预防职务犯罪这种缺乏考核依据、考核措施的软性工作自然就要大打折扣。同时，这种松散型的组织结构运作周期长，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造成工作虚而不实，大而不细，欲“一网打尽”而不能，主观性、随意性强。
（二）责任既分散又不明确，导致工作衔接不紧，不能形成显著的预防合力
网络组织机构内部的责任非法定责任，一般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同级纪委的组织协调下，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单位的性质特点由网络会议研究确定。在制订责任制度时，由于上述原因，考虑到开展工作的法定权力不足，责任制度也基本上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规定，内容大而虚，核心责任不突出且分散，约束性较弱。在这种责任制度下，网络成员相互之间的工作衔接不紧，工作的力量也就相对分散，不能形成显著的预防合力。同时，在法定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方法、手段和工作深度也就必然受到影响，或者只停留在宣传层面，或者只能有个案预防的效果，难以发挥整体预防、社会预防的系统优势。
（三）网络预防的专业性不明显，法律定位不清，导致工作机制不协调
首先，在各级网络预防组织当中，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是唯一的专门性组织，该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纪委的组织协调下开展工作，尽到部门职责，但究竟具体什么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部门职责，党委并无组织委托，法律也无明确授权，只能依据“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这一宪法性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最后成了单纯的法律宣传和法律服务角色，或者在有的地方成了法律审批角色等等，诸如此类，有悖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定位。其次，实践中各级党委只是对预防工作进行领导，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各级纪委负责。也就是说，网络预防工作的步骤关键要靠各级纪委来推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只是发挥密切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地说，在检察机关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其为了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只有依靠各级纪委来调动社会资源。事实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纵向业务考核，只能解决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式问题，而不能解决其本质问题。相比较而言，各级纪委担负党风廉政等方面大量的专业本职工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又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前者是刑事犯罪领域研究的问题，后者是党建工作研究的问题，虽然从大的方面讲又都属于反腐败这个大的格局问题，但又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纪委内部纵向考核是没有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一项内容的，这种权利义务的分离，其直接后果是专业预防措施制订被动，工作机制不协调。
四、网络预防形式的高级形态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网络预防形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真正符合职务犯罪预防科学规律的格局，应当是在党委领导、法律授权下，建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社会化系统预防。具体地说，检察机关通过党委领导、法律授权的方式获得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组织实施权，充分调动社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有效的法律资源，通过专业的法律预防程序，采取以法律监督为主的多种监督手段，多渠道地构筑社会化预防系统。以下是专业机构预防与网络预防的比较：
（一）组织形式的比较
预防专业机构组织形式严密，直接受法律约束，预防目标明确，更能直接地针对职务犯罪的发生情况和规律做出准确快速的反应，提高工作效率。网络预防形式结构松散，无法律授权，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种初级形态。
（二）工作性质的比较
预防专业机构的专业性突出，法律特点明显，符合社会化分工和法律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确保了打击与预防的同步进行。网络预防形式的行政色彩浓重，是在法律滞后的情况下存在的一种方式，集中反映了它的过渡性。
（三）制度责任的比较
预防专业机构的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严格依照法律的授权按法定程序进行，其制度不因领导的认识不同而迥异。网络预防形式责任分散，尤其是核心责任不明确，责任与权利相分离，集中反映在工作机制的不协调性和制度的不连续性上。
五、建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预防职务犯罪格局的条件
虽然专业机构预防是一种高级形态，但是，建立这样的格局，完成网络预防形式的过渡，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专业条件和社会条件：
（一）专业条件
1、有明确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
作为专业的组织机构，必须要有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当然这个工作目标应当涵盖长远目标和现实目标两个部分，并且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是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进一步说，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目标欠缺，将直接导致这项工作的无序性和盲目性，使得主观判断与决策取代科学的客观分析、人为的因素取代法律的制度。目前，有关组织机构应当及时制定明确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
2、有可操作的职务犯罪预防效果评估机制
一个专业的机构必定要有专业的考核评估机制，否则，不可能对其工作成绩进行客观地评估。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专业机构，是以社会一定时期的职务犯罪发生率，还是以职务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同期比较，或者其他综合性指标的变化作为衡量其工作成绩的标准，需要准确界定。同时，预防效果评估机制和预防工作量化考核机制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归宿。目前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践中，只有量化考核机制而没有效果评估机制。
3、有科学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
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当中，工作权力必须来源于法律的授权，工作责任必须基于法定的权力，两者相互统一，共同形成严谨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接受党的领导的方式是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开展工作，向同级党委和上级专业机构负责，体现党委领导和法律授权的统一。目前有必要及时制定职务犯罪预防的相关法律，统一规范这项专业工作，包括程序、职责、机制等。
4、有科学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
专业机构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必须要有科学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也就是说，按照不同职务犯罪的法律特点，由专业机构调动相应的社会资源，形成单位化、社区化、群众化的各类职务犯罪的不同级别的预警机制，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目前，有必要建立健全不同时期各种职务犯罪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形成预警机制。
（二）社会条件
1、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断发展，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以及职务犯罪的发生对现有网络预防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迫切要求；
2、作为“打击与预防并举”的一个方面，打击职务犯罪的手段不断发展，通过有力地查办案件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手段和预防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迫切要求。
六、结论
网络预防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宣传法律知识、普及预防职务犯罪意识、协调网络各单位参与预防等方面。但是，这种形式从组织结构到工作机制都欠缺法律的严谨性，尤其是作为组织协调者的各级纪委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考核不具有法律依据，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内部考核又不具有本质意义，因此网络内部责任不明确且分散，导致了以松散型结构为存在方式的网络预防形式在形式搭建后，难以有新的突破和创新，体现了这种形式在法律技术操作层面上的粗糙性。建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预防职务犯罪格局，是专业预防的高级形态，是网络预防的上位形式。这种格局的核心是在党委领导、法律授权下，通过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社会化系统预防工作，将打击与预防两种手段有机结合，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旦这种格局形成的专业条件和社会条件成就，网络预防形式就将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