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多重视界


姚建宗

近年来，法治成了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践界最为热切关注的论题，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然而，在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维倾向，这种思维倾向或者思维定势，就是简约化。这种简约化思维倾向在理论上体现为对法治的有意无意和或多或少的化简，在实践上体现为对法治的有意无意和或多或少的提纯。对法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化简与提纯（简约化与纯净化）进一步体现在"唯法律论"上，即习惯于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并思考法治；这种唯法律论又具体体现为"唯立法论"，这种情况虽然在法学理论界体现得不是特别充分，但在我国政治上层即政治决策层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即特别关注"有法可依"；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种唯立法论更进一步体现为"唯物（制度）论"，即特别关注有形的法律的实际规范与具体制度等物质层面的周详完备，而比较缺乏对法律的精神层面的法的意识与观念的重视。由上述思维倾向所制约，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所展现的单一视角与单向维度，便不能不表现为既与我国的法治理想相疏离又与我国法治的现实相脱节，其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能不存疑。

从如实而全面地准确认识法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角度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状况及其运作逻辑来认识事物本身的思维路径，因此，虽然我不否认对法治的化简与提纯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我更愿意把法治问题复杂化，而这实际上是对法治的还原。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理解和思考法治问题时，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态度或立场，这就是多重视界的综合维度。

1．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的思考基本上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进行的，但对法治的历史的思考显得比较简单，总是愿意用一种先验的或者固定的分析框架，即以法律的制度及其运作为轴心来描述法治，基本上是一种平面把握，缺乏对法治的历史的立体把握，即不大注意分析法治历史之存在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对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合力作用对法治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如何，研究不够，似乎法治在单纯的法律制度建构与其运作中就可自然地达到。另一方面，我们对法治现实的考察要么局限于西方国家不同法治情形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缺乏对支撑其存在与持续发展之基础与根本动因的深度认识，要求中国法治建设注意这些形式法治建设；要么完全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现实国情之内，以国情为借口，否定法治具有某些普适性的人类共同性因素，过分强调法治的国别特色。同时，中国的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的历史和法治的现实的分析研究在总体上是分隔的，其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当然也不是紧密的，法治的历史考察既缺乏对法治的现实的当然观照，又缺乏对法治的现实的经验指导与教训借鉴；而法治的现实当然也满可以把法治的历史撇在一边置之不理，而对其所可能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若干借鉴持一种轻蔑与傲慢的自大狂般的不屑。然而，对法治的思考必须在其历史与现实的层面进行，并体现出其前后相继、彼此绵延相续的内在逻辑和真实的联系。

2．理论与实践。法治的理论是从逻辑上分析法治的各种要素与条件及其存在与展开的各种可能情形，特别是其在理想状态下的各种可能情形；而法治的实践则是在具体的现实境况当中法治理论的具有真实的可行性的操作与运行。因此，理论中的法治不一定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也不一定就可以付诸实践，而法治的实践运作必定要对法治的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与选择。因此，理论与实践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中国法学者与法律人通常忽视二者的差别，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甚至将二者完全等同，法治的理论阐释者过多地背负了法治实践决策者与操作者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法治的理论阐释与法治的实践运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我们对法治的思考可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不必强求二者的统一，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不必苛求其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责任在于实践决策与操作者，这种实践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

3．主体与客体。法治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国家、政府、政党，也不是社团、法人、作为自然人的社会成员，而是包括这些成分在内的整个社会活动主体，它们之间是彼此独立、彼此依赖、彼此制约又彼此合作的，体现了一种以双向互控为基础的多重互控关系。而法治的客体则是由这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彼此之间的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总体，即人的日常生活。法治的主体是具体的、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而不是纯粹抽象意义的"人民"，也不仅仅是"公民"，更不是"国家"、"政府"。这表明，法治并不是用法来治人，用"依（以）法治国"来表达法治的内涵也并不那么确切。由于法治的客体乃是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即人的日常生活，而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个方面，因此，法治所表达的不过是社会活动主体的私人生活的自治与社会活动主体的公共生活的法律与规则治理，而这种治理社会活动主体的公共生活的法律与规则又必须始终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为根本目的，具体而言，这种法律与规则必须始终以人权为座标，以保障人的私人生活的自治为直接目的。

4．社会与国家。我国法学者在思考法治问题上，充分认识到了法治与国家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认识到了以国家为本位而把法律作为治国之强力工具的法律观与法治精神的实质背离，因而提出了在法治问题上要树立社会优位的基本观念。这自然不错，但的的确确很不彻底，这种对法治的认识理路还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独立自存的客观实体，它们都不过是人的存在以及在人的存在基础上的人的历史与现实活动的产物，从而也是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活动结构与活动方式，从而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也是人的生活维度（可能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生活维度）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的出发点当然不在国家或者政府，但也不在社会，而在现实的个人。因此，法治与国家主义自然水火不相容，但法治与社会优位也并不那么步调一致，相反，法治与个人主义倒是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个人的生活始终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的网络结构之中展开的，个人的不同形式的组合（如家庭、社团、政党等）才成了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并逐渐在形式上和表面上脱离个人而存在，它们也才成为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社会实在。所以，对于法治而言，国家优位观念当然不足取，但社会优位观念也同样有其缺陷与矛盾，只有个人优位观念才是其根本，也只有个人优位观念基础上的社会优位观念才能与法治相容。

5．权利与权力。由于法治的基点在人，个人优位观念是其基本信条，因此，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私人生活优于公共生活，自治与自律优于他治与他律，于是，自由和尊严对于人的价值的优先性便不能不是自明之理。所以，对于人来说，权利始终是并且也不能不是第一位的。法治也就当然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高度重视和珍视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要对他人的权利彼此给予同样的尊重与珍视；法治也要求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充分尊重并服从以尊重并保障社会活动主体特别是个人的权利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同时又要对这种公共权力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尤其是操纵公共权力的主体要充分认识到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对公共权力予以限制的根本标准便是以基本人权为内容的个人的权利。与此相适应，法治也要求社会活动主体在享受权利和行使权力时，必须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具有高度的义务意识与责任意识。也就是说，法治不仅要求社会活动主体认真对待权利和权力，而且要求社会活动主体认真对待其义务和责任。这里的义务和责任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包括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扮演的所有社会角色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如宗教的义务和责任、道德的义务和责任、政治的义务和责任、法律的义务和责任等等。法治在社会活动主体自治与自律的层面上，所要求的不过是所有社会活动主体的自我尊重与相互尊重和自己对自己负责而已。

6．进化与建构。进化的法治观认为法治的生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的进步演化而得的，尤如瓜熟蒂落，纯系自然规律使然，决非人力之主观所为可能得到，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应也不可能在人为的推动之下就可在短时期内完成，而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不过是一步一步地为法治的生成创造条件，提供土壤，在法治的条件与环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就催生法治不过是拔苗助长，会根本有害于法治。而建构的法治观认为，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可能有多种方式和多个渠道，进化是一途，建构也可以是一途，特别是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等到各种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具备之后才搞法治，而且，中国既不可能造就西方法治生成之初的各种所谓的条件，又根本无从得知何种程度的何种条件方与法治适宜，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借鉴他国建设法治的经验教训并领会法治之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制度的建构来推进法治。进化的法治观反对在法治建设中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要求民间社会力量执法治之牛耳；建构的法治观则主张主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和权威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在中国的法学者和法律人中，都有分别持进化的法治观和建构法治观的，还有不少法学者和法律人持折衷立场，认为中国法治建设应走二者结合的道路。我本人就持这种折衷立场，但我不是笼统地讲进化论法治观与建构论法治观的"统一"与"结合"。我始终认为法治建设应观念先行、精神意识之培育优先。在我看来，进化的法治观所表达的主要是法治精神、意识与观念的自然生成，是从法治的民情基础的角度来培养法治的根基和土壤；而建构的法治观主要关注的法治的物质方面，即法治所要求的规范的确立与制度的型构。所以，我倾向于以进化的法治观为基础、走进化的法治观与建构的法治观相结合的道路，即，以对社会活动主体的法治精神、意识与观念的培育为核心，以个人和社会的自治为重点，结合进行法治的物质的规范与制度建设，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7．启蒙与践行。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如何实行法治上，即法治的践行乃是其关注的焦点和注意的核心，因此，他们的探讨多集中在法的规范与制度建设及其运作方面，而很少提及法治的启蒙。我个人认为，中国法治建设能否走上成功的正轨，至为关键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法治启蒙。简单地说，所谓启蒙，指的是把人从无知无识或者缺知缺识的"不成熟"的状态解放出来，通过逐步获得知与识而使其理性成熟起来的过程。说实话，法治的确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于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舶来物事，其真实的意义与运作于我们的确有些陌生，尽管我们的一些法学者和法律人对其真实的运作情形确实了解了很多，也给我们描述和讲解得比较详细，但谁又敢保证自己对作为西方文明之产物的法治的个中三味真正有所体味？而真实的情形恐怕是，尽管我们对法治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句句在理，但我们对它的确还是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所以，我本人以为，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奠基性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全社会的法治启蒙。不仅作为国家机构的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需要法治启蒙，而且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团体和组织也需要法治启蒙；不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级国家机构官员需要法治启蒙，而且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法人和自然人也需要法治启蒙，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的学者甚至法学学者都需要法治的启蒙。法治的启蒙不是某种形式的单向灌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各社会活动主体的相互启蒙，是他们之间的经验的互相交流。因此，法治的启蒙决非全民普法就能达其目的。

8．时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是法治之生成与发展得以可能的两个结构性维度。就时间而言，过去时的历史轴线是由西方法治成长的轨迹来划定的，中国并无这一法治的历时性的时间资源；现在时的当前时段对于西方法治来说不过是其历史轴线的自然延长，而对于中国的法治来说当前时段则表达了它与西方法治在这一时段的某种契合，这一契合的必然前提当然还包括对自身因缺乏法治的历时性时间资源的一定程度的弥补，所以，中国法治建设的时间负担是比较沉重的，它要求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就空间而言，中国法治实践中中国与西方的位置距离暂且不谈，其最大的空间问题集中在城市与农村的位置间隔上。我总觉得，现时的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思考法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比较偏心，他们是有意无意地站在城市位置，以"城里人"的口气在讲话，法治的中心似乎天经地义地在城市；农村作为城市的边缘化地域，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是法治的边缘或边疆。这样一来，法治建设在中国农村的推行便有如城市向农村的"拓殖"或者对农村这块"边疆"的开发，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时间维度上的滞后。我个人认为，在法治问题上，我们既有必要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又有必要承认其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适性与共同性的成分，因此，中国的法治实践必定是在对西方法治的借鉴与批判之中展开的；但同时，中国的法治实践也必须克服其"城市中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9．平民与精英。法治既以个人为基点、以社会活动主体的广泛自治为特色，便不能不体现出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因此，法治在本质上应当是平民主义的（并非民粹主义），但同时，法治又是以智识与文化的进步为保证的，因而也不能不有社会精英的参与、推动和引导。尽管从西方法治的情况看，其司法与政府运作的精英取向至为明显，但其整体倾向还是平民取向的。而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体现出来的恰恰是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比较缺乏平民主义的大众情怀。无论从法律的规范设计与制度构造上，还是从法律的操作实施上都更多地表现出了中国社会知识文化贵族与政治精英的文化霸权主义与政治霸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很少有知识与政治精英表现出一种常人意识。精英意识的强化与常人意识的淡薄，有使我国法治脱离其真实的存在根基与立足点，从而远离甚至超脱于社会公众的生活、异化为人的对立物之可能。

10．形式与实质。中国的许多法学者与法律人都注意到了法治应当从形式和实质着眼，他们一般把形式法治表述为强调"依法而治"，秩序，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与逻辑一致性等等，即求得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而把实质法治表述为强调法律至上、法律自治、权利保护等等。许多法学者与法律人也提出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应遵循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路线，在规范设计与制度构造上表现为重程序法由程序法再实体法的取向，而不是象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恰恰相反。这些思考大致都不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总觉到这种思维颇有一结机械论的味道。且不说形式法治绝不能等同于程序法制建设，我特别想指出的有两点：其一，我国学者对形式法治的种种思考都是以认同我国现行的、法治展开的各种既成事实的条件为前提的,希望旧瓶装新洒。但若没有对我国既成事实的各种条件的必要的改革或改良，这些条件能否承载法治重任的确颇有疑问，至少，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法治在其中运行的各种社会领域（法律之内与法律之外）的组织、机构与设施的组建与运作予以反思性的考察分析。其二，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互为支撑与保障的，在理论认识上将二者分开并不表明、也不能在法治实践当中把二者分开并确定谁先行后行的次序。

11．目的与手段。对法治的目的与手段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首先，就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宪政建设而言，可以把法治看作是目的，而把以国家（政府）为基点自上而下，以社会为基点自下而上或者这两种形式的不同结合方式的对法治的推进看作法治的手段。这是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目前对法治问题予以认识和理解的基本路径。我赞同这种理解，但同时认为还有另一种思考的理路，即其次，就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言，立足于人的生活，那么，法治本身实际上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乃是人的确证、是人格尊严与人性完善的追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法治所追求的目的不过是让人自己成为具有人格、富于人性的人。由此看来，法治的方方面面，自始至终都体现或者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的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些人对其他人命运与前途的同情关注，不是精英对平民命运与前途的启示与先知般的关注，更不是国家（政府）或党派对民众的命运与前途的慈父般的抚慰性关注，而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对其自身命运和前途的真实情感与切身关注。

12．价值与工具。法治的所有规范设计、制度选择、组织机构与设施的组建，其所直接涉及的乃是对人的生活的某种程度的调节，这种规范性调节显现出了法治具有工具属性；但同时，这种工具属性并非技术性的、中立性的，而是自始至终体现出对人的生活的保障、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观照，所以法治中的法律是，也应当是具有深刻的价值蕴含的生活指导工具，这与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工具观具有根本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及其要素与成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应当是统一的，而决不是对立的。在我看来，法治的价值尽管必须以基本人权为基准，但其首要的方面乃是对人的自由的认可与保障，法律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全方位的，包括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乃是相信人的自治能力，相信人自我把握其命运与前途并自我负责的潜能。

13．信仰与理性。法治的昌明必须首先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所以我坚信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社会活动主体对于法的宗教般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一般的社会公众看来乃是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必然选择，因为它符合社会公众的经验、情感与直觉。但同时，这种经验、情感与直觉又是经得起人的理性的检验与锤炼的，也就是说，法治所显现的人们对法律的至上性的信任与尊重，是经得起严格的理性反思与批判性的证伪验证的。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不能不承认人的智识的局限性，按照海耶克的说法，人的理性与智识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实际上表现了人的无知。正是由于人的无知使人意识到了人的自我维持能力的不足与社会合作的必要，也正是由于人的无知才使人确信将自己的命运与前途托付给自己的经验、情感与直觉的合理性。因此，人对法的信仰并不是盲从与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具有内在的理性尺度与从容的计算权衡的。所以，法治需要人的理性，也需要人对法的真诚的信仰。

14．神圣与世俗。从实体性的内容来讲，法律所关注并干预的乃是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诸多领域和方面，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法治的关注焦点乃是人的世俗生活的各个侧面，即人的生、老、病、死、赡、扶、养和油、盐、酱、醋、茶诸般俗务，极其世俗。但同时，法治从对人的诸般俗务的关注当中，体现出的乃是对人之为人的天理的尊崇与顺服，是对人之为人和人的命运与前途的关切与尊重，正是在对人的这种关切与尊重之中，法治显现出了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绝对肯认与无条件的服从，正是在这里，法治从其世俗之中体现了其内在的崇高与独特的神圣性。所以，从法治对人的尊严、人格和人性的角度来看，法治的事务是世俗的，但其事业的确是神圣的。

15．法与法律。就思想的源流论，古今中外的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律的认识都有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法与法律是有区别的，法是法律的理想原型，因而也是法律之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最为根本的检验标准与评判依据，法律不过是法的一定时空定位之中的现实表达方式，其与法的要求的适应与重合程度由于各种具体的客观原因与现实条件的不同而显现出差异。另一种主张则认为，法与法律只有称谓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表明了法或者法律的现实性、实在性与可感性。前一种主张大致可以归结为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后一种主张似乎表达了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意见。从法治的基本精神、原则、意识与观念来看，同时也从法治的价值主张与根本目的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自然法学派法与法律二元论的基本观点。因为，法治的核心乃是法律至上权威的确立和社会主体行为自治与独立平等人格的养成，法作为法律的理想原型与根本的价值评判准则，由于其与人性要求的一致性而具有毫无疑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当法律偏离法的标准时，人们也有一个客观的、理想的法的模式可以对法律的"脱轨"进行批评和校正。相反，当法与法律合二为一时，法律本身必须自始至终确证自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当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坚信法律自身与其人性要求相悖从而无法满足人的现实需求时，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便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很快便会陷于崩溃，人们对法律即对法的信任、信心和信仰也就会彻底瓦解，其重建也必然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所以，我本人一直坚信，法治的观念基础与精神要件的确立，即人对法的信仰的养成，必须依赖于自然法的基本信念，而法与法律的二分有其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16．模式与参照。法治的模式是对法治在历史与现时之中的实际践行的某种概括，也指一国进行法治实践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与策略，在一般情况下，法治的既成模式当然也就成了法治的可能模式的基本参照。从法治的生长发展来看，各国所采取的实际的行动方案与推进策略也是不同的，而且，这每一种互异的方案与策略也基本上不是先验地理性设计的实践映现，而在方案与策略的践行中积累经验教训而不断进行修改与校正的产物，所以，严格说来，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在推行法治便有多少种法治"模式"，所谓"西方法治模式"、"英美法系国家法治模式"、"大陆法系国家法治模式"之类的说法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而是一些含混不清、极易给人以误解的说法。在历史和现时的法治"模式"之中，重要而有意义的乃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与根本宗旨和目的，至于其具体的实际规范、制度、组织、机构、设施及其组合方式与运作技术，不过是把法治的精神、原则、宗旨和目的予以现实落实的各种可能的措施与手段之一。而且，法治的具体规范、制度、组织、机构、设施及其组合方式与运作，能否贯彻并落实法治的精神、原则、宗旨和目的，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贯彻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这些具体规范、制度、组织、机构与设施，而取决于它们存在并运行于其中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历史、国民性格与社会民情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与制约。所以，一国在推行法治过程中，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既成法治模式作为参照，以选择和确定自己的可能的法治模式时，只要抱定法治的精神、原则、宗旨和目的不变，使其具体落实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与设施，无论是从作为参照的法治模式中引进或借鉴，还是自行创制，都不过是细枝末节。如此看来，他国法治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参照"，一国推行法治的策略与方案在任何情况下也都必然自成一"模式"。

17．简单与复杂。事实上，法治是由众多的点、线和面所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它的生成与发展更是涉及到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句话，它是极其复杂的，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来看待法治是无法真正认识法治的，所以，在实践和理论上对法治的化简与提纯并不妥当。

在我看来，我们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认识和对待法治问题，都有必要首先对法治进行复杂性还原，这种还原也就是要求我们抱持一种整体的法治观、综合的法治观和复杂的法治观。


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政府


第　4　号



　　《定西市燃气管理实施办法》已经2012年8月9日市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常正国
　　　　　　　　　　　　　　　　　　　　　　　　　　　　　2012年9月20日



定西市燃气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燃气管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结合全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规划编制、燃气设施建设与保护、燃气经营与服务及燃气安全管理等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城市门站以外的天然气管道输送，燃气作为工业生产原料使用，沼气、秸秆气的生产和使用，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住建部门是燃气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行政区域内燃气行业的监督管理。
　　县区住建部门负责辖区内燃气行业管理工作。
　　公安、安监、环保、国土、质监、地震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燃气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燃气发展规划与建设管理


　　第四条　市、县区住建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能源规划，组织编制燃气发展规划，并报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五条　城市新区建设、旧区改造燃气设施建设用地、预留配套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改变用途。城乡规划部门在进行燃气建设工程选址和规划方案审查时，应当征求住建部门意见。
　　第六条　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其中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应送消防部门审核。
　　第七条　燃气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并在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报住建部门备案，同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工程建设档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八条　民用建筑的燃气管道、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第九条　在已发展管道燃气区域内的民用建筑，应当安装燃气管道并使用管道燃气。
　　在未发展管道燃气区域内，已有的民用建筑，应当安装管道供气设施，由有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供气，并纳入该企业的经营和安全管理体系。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经批准的公共管道燃气工程项目的施工安装和使用。
　　第十一条　新设置供气站的，由住建部门会同安监、规划、消防、地震等部门审核批准。



第三章　燃气经营管理



　　第十二条　燃气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企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 ；
　　(二)燃气气源、气质和压力符合国家标准；
　　(三)经营场所、燃气设施符合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并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
　　(四)燃气设施、计量装置、供气器具符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并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五)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六)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燃气事故处理能力；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住建部门应当自收到燃气经营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根据燃气发展规划对申请资料和证明文件进行审查，并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
　　申请人凭燃气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个体工商户需要继续经营瓶装燃气供应的，应当加入已取得许可的燃气经营企业，作为该企业的瓶装燃气供应站，
并纳入该企业的燃气经营和安全管理体系。
　　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对燃气接收站、储存站、储配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瓶装燃气供应站的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经营企业新建、改建、扩建燃气接收站、储存站、储配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瓶装燃气供应站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工程建设程序报建。在燃气设施竣工验收备案后30日内，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原审批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撤销燃气接收站、储存站、储配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瓶装燃气供应站的，应当向所在地原审批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撤销。
　　第十四条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给报废、超期未检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燃气；　　
　　（二）给残液量超过规定的气瓶充装燃气；
　　（三）给非自有气瓶或者技术档案不在本企业的气瓶充装燃气；
　　（四）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充气量的误差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五）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未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
　　（六）超出经营许可范围经营；
　　（七）给未获得经营许可的经营者提供用于经营的气源；
　　（八）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销售的燃气器具应当符合燃气使用要求，并经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气源适配性进行检测，在燃气器具明显位置标注气源适配性标识和报废年限。　
　　第十六条　从事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燃气器具安装维修企业不得安装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与气源不适配的燃气器具，不得维修达到报废年限的燃气器具。
　　第十七条　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应当遵守国家价格规定，实行政府定价。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和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时，应当依法听证，征求管道燃气用户、管道燃气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向社会公示经营成本。
　　瓶装燃气价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住建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燃气经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服务情况以及设施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督促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限期整改。　　　　　　　　　
　　


第四章　燃气服务


　　第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批准的供气区域内向具备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供气服务，并与用户依法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证安全稳定供气。对供气区域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供气。
　　需要使用管道燃气的用户，可以要求当地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供气，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对具备供气和用气条件的用户，应当自完成管道安装并办理开户手续之日起3日内供气。
　　第二十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在供气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应当连续向用户供气，不得中断。因施工、检修等原因停止供气、降压供气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燃气的，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提前24小时通知用户。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未事先通知用户中断供气或者不按规定及时抢修，造成用户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燃气经营者需要停业、歇业的，应当对燃气用户的正常供气作出妥善安排，并提前90日向所在地燃气管理部门报告，经批准方可停业、歇业。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证供气质量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并建立健全燃气质量检测制度，未经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批准同意使用的新型复合气体燃料，不得作为民用。
　　第二十三条　为用户安装的燃气计量装置应当经过依法设立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粘贴检定合格标识。用户对无检定合格标识的燃气计量装置可以拒绝安装使用。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用户服务档案，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燃气服务标准向用户提供服务，在服务营业场所公告业务流程、服务承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信息。
　　第二十五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对用户的燃气计量装置、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燃气器具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负责对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护、维修和更新；燃气分户计量器具出口前的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护、维修和更新费用由企业承担，出口后的费用由用户承担。管道燃气企业维护、维修及更新用户共用的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时，物业拥有者或物业服务企业和用户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每年至少为用户免费提供一次入户安全检查，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燃气经营企业对用户实施安全检查前，应当事先书面告知用户安全检查的日期，并在约定的时间上门检查。燃气经营企业因用户的原因不能按通知或者约定时间入户安全检查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与用户再次约定入户检查时间。
　　燃气经营企业检查人员上门检查应当主动出示有关证件，用户可以拨打燃气经营企业的服务电话确认其身份。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用户，对用户不遵守安全用气规定出现安全隐患的，应当提醒用户整改，用户应当及时进行整改；用户不按规定落实整改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停止供气，并在隐患消除后24小时内恢复供气。
　　用户应当对燃气经营企业入户检查予以配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第二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设置并向社会公布服务电话和抢险抢修电话，设专人每日24小时值班。
　　用户发现燃气器具存在问题或者出现漏气等情况的，应当及时告知燃气经营企业并可要求其入户检查维修。燃气经营企业接到服务请求后，应当按照其承诺的时限或者与用户约定的时间派人到现场服务；对燃气泄漏的报修，应当先行告知用户须采取的应急措施，并立即派人到现场抢修。
　　第二十八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燃气计量装置记录为准。
　　用户对燃气计量装置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向供气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申请测试，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或者按照与用户约定的时间，委托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复检。
　　经复检的燃气计量装置，误差在法定范围内的，测试费用由申请方支付；误差超过法定范围的，测试费用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支付，并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更换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用户对复检的测试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投诉。　　
　　使用燃气计量装置超过法定误差范围的用户，其在申请之日前两个计费周期的燃气费，按测试后准确的用气量收取，燃气经营企业多收取的费用应当及时返还。
　　第二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政府核准的燃气价格、燃气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燃气用户收取燃气使用费，并与燃气用户约定支付期限。
　　用户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燃气费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可以书面催缴，管道燃气用户经催缴仍不支付燃气使用费和违约金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可以中止供气，但应当在中止供气15日前书面通知用户，并报所在地住建部门备案。用户缴清所欠燃气费后，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24小时内恢复供气。
　　第三十条　用户有权就燃气经营的收费和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企业查询，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自收到查询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住建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和投诉制度，公开举报和投诉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有关燃气安全、供气质量、收费价格、服务质量等的举报和投诉。
　　住建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15日内予以处理、答复。
　　

第五章　设施保护


　　第三十一条　燃气经营中的服务性收费，应当经住建部门审核，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公布后施行。
　　第三十二条　住建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第三十三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
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进行爆破、钻探、取土等作业以及使用明火；　
　　（三）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四）堆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以及种植深根植物；
　　（五）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一）铺设管道；
　　（二）进行打桩、顶进、挖掘等作业；
　　（三）其他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应当查询施工地段的燃气设施竣工图，查清地下燃气设施铺设情况，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探测或者开挖。进行现场探测或者开挖的，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因建设工程施工对燃气经营企业造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
　　燃气经营企业改动燃气接收站、储存站、储配站、充装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燃气管道等设施的，应当取得燃气设施改动许可。取得燃气设施改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改动的燃气设施符合燃气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定；
　　（二）有安全施工的组织、设计和实施方案；
　　（三）有安全防护及不影响用户安全正常用气的措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六条　申请燃气设施改动许可应当持下列资料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
　　（一）书面申请；
　　（二）相关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证书；
　　（三）设施改动的设计文件和安全施工方案；
　　（四）设施改动的现场平面位置图；
　　（五）经规划部门批准同意改动的文件。
　　住建部门在受理申请后，应当将有关申请事项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日。并在公示结束后15日内作出同意或者
不同意的决定，不准予改动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六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燃气安全事故预防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机构的组成、职责、应急行动方案等内容，并负责预案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制定燃气抢险抢修应急救援预案，设置抢险抢修电话并向社会公布，抢险抢修电话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
　　发生燃气事故，燃气经营者应当及时组织抢修，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燃气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由安监、住建等部门和燃气管理机构调查处理。
　　第三十九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加强对燃气设施的安全检查和设备检修，做好安全工作和事故的预防、处理。
　　燃气用户违章使用燃气设施造成安全隐患又拒不整改的，燃气经营者可以暂停供气，直至具备安全供气条件后恢复供气。
　　第四十条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用非法制造、报废、改装的气瓶和超期限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燃气；
　　(二)不得用贮罐、槽车直接向气瓶充装燃气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燃气；
　　(三)存放气瓶的场所与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建筑的距离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和有关规定；　　　
　　(四)充装燃气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允许误差；
　　(五)先抽出残液后再充装燃气；
　　(六)按照国家规定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检测、检修、更新，保障设施安全运行；
　　(七)对充装后的燃气气瓶进行角阀塑封，并标明充装单位和投诉电话；
　　(八)公示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
　　(九)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四十一条 管道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装、迁移、包容或者拆除燃气设施、燃气安全标识；
　　(二)擅自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公用阀门；
　　(三)擅自改变燃气用途；
　　(四)在燃气输配管道上擅自安装燃气器具；　　　　
　　(五)在设有燃气管道设施的房间内存放、使用炉火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六)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电器设备的接地导体；
　　(七)盗用燃气；
　　(八)在进行燃气器具的安装和维修中，改动燃气计量表(含燃气计量表)之前的管道设施；
　　(九)其他危害燃气使用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瓶装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规定，禁止下列行为：
　　(一)加热和摔、砸、倒卧钢瓶；
　　(二)自行倒灌钢瓶内瓶装燃气；
　　(三)自行倾倒、排放钢瓶内残液；
　　(四)擅自拆修或者改换瓶阀、检验标记及瓶体漆色；
　　(五)危害燃气使用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设施管理　


　　第四十三条　燃气设施的管理、碰接、改造、更新和维修等，由燃气经营者负责组织实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四条　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区域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堆放物品或者排放腐蚀性液体和气体；
　　(三)动用明火、开挖沟渠、挖砂取土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四)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五)爆破作业；
　　(六)总重18吨以上的车辆或者大型施工机械行驶通过敷设有燃气管道的城市非机动车道；
　　(七)其他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燃气经营者应当对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区域内的燃气设施设置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
　　第四十五条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　　
　　在燃气管道的安全保护区域内确需进行施工或者有关作业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签订安全施工协议，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四十六条　燃气经营者使用的燃气贮运容器、气瓶、调压设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并按规定进行检修或
更新。
　　燃气运输应当执行国家关于危险品运输的有关规定。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由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四十八条　城市燃气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本级政府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燃气，是指燃气经营者供给燃气用户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相关标准的气体燃料，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
　　（二）燃气设施，是指人工煤气生产厂、燃气储配站、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灌装站、供应站、
调压站、市政燃气管网等的总称，包括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以及户内燃气设施等。　　
　　（三）燃气燃烧器具，是指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器、空调器等器具。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