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办法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１日　市人民政府第３号令颁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正确处理房屋拆迁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顺利进行，根据《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房屋拆迁纠纷案件裁决，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屋拆迁纠纷裁决机关是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裁决机关）。房屋拆迁纠纷裁决的具体事务由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
　　被拆迁人是拆迁主管部门的，房屋拆迁纠纷由市人民政府裁决。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拆迁纠纷，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房屋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而发生的纠纷。


　　第五条　裁决机关审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利。


　　第六条　裁决机关审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遵循公正、及时和便民原则，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二章　程序





　　第七条　向裁决机关申请裁决，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
　　申请书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
　　（二）申请的要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第八条　申请人为拆迁人的，应当提供以下证据与资料：
　　（一）国家规定的有关拆迁批准文件；
　　（二）拆迁计划、安置方案、房屋产权审查证明等；
　　（三）被拆迁人原房结构、面积、平面示意图及补偿、安置情况；
　　（四）裁决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据与资料。
　　申请人为被拆迁人的，应当提供以下证据与资料：
　　（一）房屋产权证件或者租赁、借用凭证；
　　（二）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
　　（三）裁决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据与资料。


　　第九条　裁决机关收到申请书和有关证据与资料后，经审查，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三日内立案；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三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裁决机关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并指定日期通知被申请人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与资料。被申请人提出答辩书的，裁决机关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两日内将答辩书副本发送申请人。被申请人不如期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与资料的，不影响案件的裁决。
　　裁决机关询问申请人，经两次通知不到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十条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裁决活动。委托他人代理的，必须向裁决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一条　裁决机关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材料，协助调查，需要时应出具证明；作伪证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裁决机关进行现场勘查，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派人协助；现场勘查应当制作勘查记录，并由参加勘查、鉴定的人员签字盖章。
　　裁决机关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裁决机关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第十三条　裁决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
　　裁决机关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当事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纠纷的主要事实，协议内容和费用承担。调解书由当事人签字，加盖裁决机关印章。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


　　第十四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双方反悔的，裁决机关应当即时作出裁决。


　　第十五条　裁决书应当写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及其代理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裁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三）裁决结果及费用承担；
　　（四）不服裁决的起诉期限。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如拆迁人已给被拆迁人作了安置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三章　强制拆迁





　　第十七条　在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裁决机关可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拆迁的，属市政建设项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或确认后，裁决机关可以强制拆迁。
　　采取强制拆迁措施，必须制作书面决定书，强制拆迁决定书送达被拆迁人时生效。


　　第十八条　执行强制拆迁时，应当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被拆迁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其本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到场；被拆迁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强制拆迁的执行。
　　拆除房屋的费用，由被拆迁人承担。


　　第十九条　执行强制拆迁人员应当向被拆迁人出示执行公务证件。
　　被搬迁的财物由执行人员当面交给被拆迁人；因被拆迁人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拆迁人自己承担。


　　第二十条　执行强制拆迁时，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到场协助；裁决机关还可邀请当地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被拆迁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协助和见证。


　　第二十一条　强制拆迁完毕，执行人员应当将拆除过程制作笔录，由执行人、被执行人和在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被执行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执行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拒签原因。


　　第二十二条　妨害执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执行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裁决机关责令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非市政建设项目，由裁决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第二十五条　裁决机关在受理裁决申请时，发现拆迁人违反《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规定，被拆迁人违反《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申请裁决应当交纳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案件受理费由申请人预交，按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案件处理费（包括鉴定费、勘验费、测试费、差旅费和证人的误工补贴费等）按实际开支预收。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费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分担。
　　经裁决处理终结的案件，费用由败诉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第二十七条　送达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并签名或者盖章。
　　送达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时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人签收；受送达人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
　　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的，由送达人（二人以上）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把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留置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八条　对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其他居住在本市以外的被拆迁人，没有委托代理人的，裁决机关在执行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时，涉及期限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确定期限。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又见“情法抉择”

杨涛


近日，某报载＜＜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一文，讲述了广西某县检察院干警顾某不徇私情、毅然接受检察长的重托，亲自担纲将情同手足的“义兄”??涉嫌行贿的李某捉拿归案，并亲自说服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感人事迹。文中介绍检察长知道顾某和李某的关系很“铁”，但仍对他充满信任，要其以大局为重，割舍亲情和友情。而顾某对于恩人、情同手足的义兄也在接到任务时，大脑似乎要涨裂，想到为抓捕义兄，“义兄对自己从不设防，而自己却要设局套他，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在焦虑和痛苦伴随的一个多星期里，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的心一直在滴血。”而李某也在起初怒骂其忘恩负义：“大义灭亲灭到我头上来了”，但终于被顾的真情感动交代了问题。该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笔者也深为该检察官的高尚道德与执着的敬业精神所折服。不过，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却不满足于此，笔者想追问的是：法律是否要我们每个司法人员必须去作出这种痛苦的情法抉择呢？
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对于诸多价值，立法与司法者在一定情势下当然有所偏重，但决非可以为某一价值完全将其他价值抛弃。法律最终是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不应当强迫一个人去违背伦理的事情，不应当让一个人去违背人性而忍受痛苦的煎熬。为了某一价值的实现无限度的侵犯其他价值的实现，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那不是一个良法。如果说法律要实现安全的价值??追诉犯罪的需要，强迫人人互相揭发，不须考虑亲情，无须遵守职业秘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将荡然无存，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这样的法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恐怖。所以，国外的诉讼活动中，亲属之间与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有作证特权，即使这种特权会带来查明真相的困难及在个案中不能实现正义，但为了维护更重要的利益??每个公民的法律安全与人与人之间信任为基础的秩序，他们也必须忍受这种非正义。我们国家正在起草的有关证据立法，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体现这种精神。
其实，在刑事诉讼中，至少是职业上出现的情法抉择是违背程序正义的原理。一个案件是否公正不仅仅看其实体是否公正，也要看其程序上是否公正，因为事实上程序是否公正才是真正的看的见的正义。程序除了有为保证实体公正实现的工具价值外，还有尊重人性、消弥不满的内在价值，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的案件的审理，很难保证其能公正处理，退一步讲，即使他本人有高尚的情操，但旁人却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再退一步讲，上述两种情形都不存在，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许还会这么想：也许他为了自己的大义灭亲的荣誉，亲自参与案件对我狠下毒手。（借用鲁迅先生一句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人。但在逻辑上我们无法否定其成立）在我看来，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为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事实上避免司法官做出违背伦理的尴尬，尊重司法官的人性。
其实就是在我国现行法律层面上讲，也是力图避免司法人员在职业上作出的情法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我们通常是从是否会影响公正处理案件角度（事实上我在想即使用公正为标准，那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时会对当事人更有利就是不公正，更不利不也是一种不公正吗？）来理解回避制度，从典型的实用主义角度理解回避制度，一旦案件需要，为有效打击犯罪，或满足某种道德、舆论、宣传等诉求。领导便加备信任，甚至委以重任，认为只要不影响公正（司法者自己或领导的角度），便要求司法人员去大义灭亲，割舍亲情，亲自披挂上阵，甚至认为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认为此时他们更能公正执法。个别司法人员在道德的或职业的荣耀感指引下，甚至主动请战。然而他们忘了回避也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完全有理由去拒绝这样的“大义灭亲”、他们也忘了这其实是让我们的司法人员去忍受心灵的扭曲，以失去亲人的信任为代价，进而失去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而这时要求回避也完全是每个司法人员的正当权利。
追根溯源，我想这里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观念问题，即司法机关包括全社会如何看待的司法人员问题，如果是当成工具，那无疑是要大义灭亲、割舍亲情，如果认为其是有独立尊严的有主体地位的人，那显然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强迫他们做违背人性的事情。这里也蕴含着普通人的道德与司法职业道德冲突的问题，也许依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一般人的大义灭亲、割舍亲情是为社会所鼓励，司法职业道德却不简单等同于普通人的道德，你能鼓励律师去揭发他的当事人吗？司法人员当然不能介入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我们要正视司法职业道德的独特性，不能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代替司法职业道德的标准。
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只要求司法人员处于中立地位，法律要求他们的是在涉及自身或亲属或有其他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应回避并不能以任何影响干扰案件的处理。但法律不是违背伦理或人性的无情东西，法律不能在维护一种价值时毫无理性地粗暴践踏另一种价值，家庭、亲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毕竟是每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法律不会也不能将司法人员推到情与法抉择的悬崖，因为我们的司法人员是人不是神更不是工具。但愿我们的司法人员在职业中少些情法抉择，我想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最低底线。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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